在“苏俄文化”一文中，以赛亚·柏林感言，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年，几乎一切俄国知识分子内心都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必定存在着某种能够解决这一切问题的理论体系；发现这一理论体系是一切道德、社会生活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它们的最终落脚点。

一

由此，几乎一切试图全面解释各种宏大问题的哲学体系，均会获得俄国思想者们的热情欢迎。他们热切、急于做出呼应、充盈理想主义、一丝不苟，有时过于追求逻辑严谨性。在柏林看来，凡此种种思想体系受到追捧的程度，“令人惊讶，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过头”。实际上，在他的观察中，俄罗斯这个国家的现代历史，“就是各种抽象思想观念发挥巨大威力的活教材”；而且，“俄国人具有大大简化他人思想并用以指导行动的非凡天赋。他们独一无二地将西方社会理论付诸实践，改造了我们的世界，无论好坏优劣。”

是的，这个民族的最为智慧的大脑对此是如此孜孜以求，以至于倘若关注个别的或者个人的目的，比如说为自己追求知识、艺术创作、幸福或者个人自由而放弃对于这种理论体系的求索，将会被视为主观任性、失去理智、自私自利，是逃避责任的不道德之举。这不只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共识，事实上，持不同政见的各派俄国开明人士均作如是观，而流行于宗教界与世俗阶层，亦为文化界与科技界所分享。可能，正是基此热情、抱负和自许，俄国向世界贡献了一个不同于“知识分子”的“知识阶层”，如柏林所言，这个阶层的成员自认促使他们成为一个群体的不仅在于观念之兴味盎然，事实上，“他们以一个忠忱专致的流品自居，迹近世俗教士，献身传播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犹如散布福音。”

于是，普鲁士的历史主义，特别是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体系，以其磅礴气势与网罗一切的整体性逻辑，一度俘获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法国的社会预言家们，诸如圣西门、傅立叶及其众多弟子，同样让他们倾倒。再后来，各种卢梭式的或者孔德式的“主义”，包括民主主义、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新中世纪精神和无政府主义以及生命哲学等等，均在俄罗斯找到了自己的知音，成为相互竞争的信仰，而与神秘的君主主义、斯拉夫的怀旧情结、极权主义展开了心灵拉锯战。最后，一种“包含了年轻的俄国造反者们所期待的一切要素”的理论体系，终于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天幕地般降临俄罗斯嗷嗷待哺的心灵。这一理论体系最具整体性，宣称发现了历史规律并因此而揭示出人类的正确目标，主张人与制度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宣布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上的各项原则可以引领人类找到通向至福的路径，循此以往，经此理论武装了的人们可以拯救自己，解放全体人类。

这一理论体系不是别的，今天我们都知道，它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自此，俄国匍匐在它的巍峨大厦的柱基之下，以数千万人的生命和超逾70年的岁月，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理论试验，用满目灰烬的实践结果告诉子孙万代，这座大厦原来不过是海市蜃楼。

二

其实，回头一看，百年沧桑，对于宏大理论体系的嗜好不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专利。相反，它似乎是一切知识心灵的共同梦魇。程度不等地，它也似乎是一切具有较高文明的各色民族的共同心理需求。换句话说，追求乌托邦，不管是何种形式的，本就是人类的那点事儿！时候不到，时辰一到，全都那样。沿接18世纪的启蒙思想，整个19世纪都是一个大观念时代，一个意识形态－社会运动的世纪，对于整体性地解决人类根本问题的理论和政治方案的寻求，构成了欧洲的世纪特征。

可能，在一般的印象中，英国人秉持经验理性，蹈砺事功精神，是个地地道道的商业族群，闷声发大财。实际上，整个英语民族，不论英美，无分澳新，其精神特质和致思习惯莫不如此。所谓经验理性，也就是庸常理性，一种常识，有事说事、就理论理的致思方式，重在办事实效，把事情办成。在商言商，不涉虚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不少时候，精灵古怪的人类恰恰缺乏的就是常识，也容易倾向于偏离“有事说事、就理论理”的庸常智慧。而且，即便如此，正是这个民族向世界贡献了种种宏大的政治和社会理论，且不论哲学玄思。时当“现代”来临的拂晓时分，因为感受到了“现代”即将降临的阵痛，霍布斯描述了一幅现代秩序的蓝图，一种关于万千杂众（multitudes）如何群居的政治构想，进而，亿万国民如何在政治上和平共处的政制构想。当其时，苏格兰启蒙学者们横空出世，构想了一个将市民生活悉予通盘安排的整体性阵势。洛克更往前推，用“政治社会”笼罩向人类，旨在于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内，提炼和建构一整套体系性的秩序形态和制度框架，一种关于人世生活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秩序，即一种“立宪的政治经济学”安排。其为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秩序，所要总体性地调理的是多维、多层级和多向度的错综互动，涉关国家与社会、市场与政治、权力和权利、民族与族群、内政与国家间政治，等等。这一切所为何来？欲将何往？真的切合人类心性并且为人类的心智所能、所欲并所以理解和接受吗？正当笛卡尔和斯宾诺沙的抽象思考将世界与他们对于它的解释无可救药地分割开来之际，是的，休谟回答，哲学必得切近自然，在实践经验中生发推理，而与一切怀疑和平共处，却不为其所左右。所谓人类理智及其道德原理，不过如此。亚当·斯密的抱负，其所思所虑，如其“告读者”之夫子自道，在于揭示人类的基本生机和原理，包括财富的人性论、法律和政治和基本原理，等等。

那边厢，法国人从来都是思想的健儿，或者，耽溺于空想的最佳选手。在想入非非的海阔天空中，一不小心，将人类扯进200年的大革命轨辙。卢梭的理论俘获了亿万人心，直从人类的童年说起嘛！孟德斯鸠虽以法意为题，牵扯的却是全部人世的方方面面，直欲将人性和盘托出呢！德国人更是体系性思维的全民爱好者，逮至19世纪，康德、黑格尔两大家，特别是后者，几乎将体系化登峰造极，并且，就此差不多终结了人类的体系化梦想。

朋友，近代早期西洋贡献给世界的，哪一项不是宏大理论。你看，现代商业资本主义理论体系、战争与和平法权、宪政之治和“君王”之策、海洋政治与民族国家，以及新教改革重缔超越意义等等，都是超级宏大的理论嘛！它们对应的是纠结千丝、关涉万端的现代世界降临之际的人世生活的总体布局，不宏大行吗？！

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所有的理论都是对于时代的回应，人类理性的脉动紧系于自家生活的律动。因而，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有什么样的理论，不一样的生活催生了别样的致思进路，而表现着普世理性缤纷万千、婀娜多姿之殊象。上述英、法、德、俄、中诸国，晚近以来之所以都曾出现过对于宏大理论体系的渴盼，并且诞生过各自奉为圭臬的宏思大论，就在于各自时代需要，时代唤醒了自己的理论，催生出自己的思想健儿，而成就了时代，并汇入了浩瀚的时代，并且，也都恰恰赶上了一个大时代。前文说“时候不到，时辰一到，全都那样”，陈述的就是这个道理。

体系化论述的高峰出现于两次枢纽文明时段。在雅斯贝斯所说的古典“枢纽时代”，主要大型文明诞生了各自的体系化思想，由此奠立了各自文明的生死义理、治乱政道、审美礼仪及其形上学思。现代早期以还，自西徂东，又一个枢纽时代，体系化思维和体系化思想的抉发喷涌，蔚为时代特征，而导引、催生了一个叫做“现代世界”的时代。两次枢纽文明，古典的与现代的，提供了人类生息的主要意义，奠定了人世生活的基本格局。

仅就后一脉而言，现代世界及其现代秩序首先酝酿于现代早期思想家们的脑海，诞生于他们的笔下，而后历经衍生，演化为制度形态，落实于日用践履，最终换形为现象界的大千人间，所谓的“现代秩序”者也。伴随着这一进程，对于它们和他们的反思，联袂并行，嘈嘈切切，出现了诸如马克思主义这类庞杂而博大的体系化思考。晚至19世纪中后叶，这一波人类思想的体系化冲动基本衰落，其功力亦且基本告罄，此后学科化时代的精细分工式研究大行其道，今日后学科时代之各式问题领衔的专题性研究之精灵古怪，延续的实为学科化的余韵，以及，对于它们的反抗。虽说冷战前后，像哈耶克、哈贝马斯们依旧不脱体系性思维，而且，冷战之后，类似的体系化努力似有零星复现，汉语学界最熟悉的莫如美国政治哲学家沃勒斯坦和福山的最近著述。但是，总体而言，此种体系化建构无可奈何地衰落了。盖因时代条件有别，大时代不再，其大规模、成批量涌流的初始条件不复存在也。

朋友，晚近400年，是古典“枢纽时代”以还人类又一个宏大的时代嘛！宏大理论体系诞生之际，恰为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现代”降临的关口。这可是四五百年间最为紧要的时段，也是四五百年来最为辉煌的事件。这次转型，自西徂东，是古典“枢纽时代”以降人类面临的又一关。一过关隘，从此，古典与现代分道扬镳，这个叫做“现代”的秩序便劈头盖脑、席天幕地般笼罩了人间，几经翻腾，遂成定制，历史“终结”了嘛！它最初萌动于地中海文明，嗣后英国率先将它肉身化为体制，接着是美、法革命各逞其意，德、俄两国不甘人后紧随而来，联翩新章。终于，这一波浪涛拍岸，摇撼着太平洋畔的中华大地。看官，这一场撼天动地的大变局，怎么能没有自己的理论逻辑和思想体系呢！事实上，它们不仅拥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理论逻辑，而且，简直就是思想和理论的产儿呢！

“现代”是个什么玩意儿？现在的人事后回视，念念有词，依然不明所以，当时的人更是懵懂未知了。不论是马基雅维理供役侯门之际的意大利半岛，还是英、法革命前后的西北欧，抑或德、中奋力转型当口的两国人民，谁能清楚地知道它究竟是哪门子事呢。朋友，这时节，理论和理论体系，思想和思想家们，囊括天地的宏思傥论及其神驰八极的硕儒大家，因应时需，横空出世，恰恰能够宣谕世人时代转向，于讲述当下的特质和使命中描摹未来景致，让这个世界躁动、激动而跃动呢！当年马基雅维理诸贤辨析真正的政治，纵论为何需要国家、怎样才有国家和国家应当如何云云，实在是因为感知到了一种新型秩序正在孕育之中，快要按捺不住出世了。这不，主宰着现代人类、蔚为现代秩序的基本政治法权边界的民族国家和国家理性，正在潜伏前行，即将驾临人间大地，他们因为感知其降临，预为阐释，先编说法，干的是“现代”的接生婆的美差与苦差呢！为此，他们半是欢欣，半是不安，焦躁而又平静，因为预感、预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的降临而欣欣然，而庄敬自强。既是一种席卷全球、绵恒400多年、事关基本秩序的转型嚆矢之际，天大的事嘛，他们的理论能不呈现为一种宏大的体系吗？！他们的学思能不经天纬地、席天幕地、铺天盖地吗？！

别的不说，但说俄、中两邦，难兄难弟，就不得不耽溺于此种体系化思想之梦，而翻腾辗转，流血成河，不就是昨天的事情吗！

所以，朋友，什么“宏大理论”，是找出路嘛，找人类的出路嘛，而首先和紧要的是找一个国族的现代活法与说法嘛！柏林似乎未曾点明此点，抑或，不曾看透此层，又或者，不喜欢这一切，因为如同一位当代美国学者所言，他虽然自己具有某种大观念，但却一生怀持“对于大观念的戒备心”。不过，他确乎明知对于俄罗斯心智而言，一个心智健全和心力强健充沛之人，明白自己的责任，而又有勇气，必得将自己思考的特定问题指向俄国社会在此历史阶段究应选择何种道路这一大是大非，与此大是大非联系起来，否则，不足以称其善，亦不足以言其勇，甚至难说其智。

柏林以浪漫主义、文化自卑感、拜占庭或者东正教的末世论渴求来解释俄国知识分子对于“宏大理论”的追求，触及其文化、历史之维，却忽视了更为宏阔而深远的历史转型时段“为国族找活路”这一最为深重而迫切的原因，说明作者到底是来自英国的观察家，而非潜含俄罗斯大地、浸润于俄罗斯心魂的赤子。对于宏大理论和整体性思想方案的渴求，正说明存在一个“俄国问题”，而“俄国问题”的解决需要它们。此间情形，一如“英国问题”、“法国问题”存在之际，两邦劳心者处心积虑提供的，同样恰是这一时代之需！这只要看看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波涛汹涌历史进程和思想阵线中的各位先贤，则答案自明。所以，百年中国需要宏大理论和思想方案，如同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俄国，原因在此，不得不然，有所然而然矣！

也就因此，不仅时代造就了自己的理论，理论同样也在塑造着时代，思想的力量才是最为深厚而久远的根本性决定伟力。诸位想想，这个宏大的时段过后，何曾出现过什么宏大的理论体系？没有，也不可能有。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不奇怪嘛！至少就欧美来看，因应这一时代的宏大理论体系早已在现代早期至19世纪发挥尽净，此后就是实践的问题了，再后来就是“历史终结”了，无需也不可能再产生出什么宏大的理论体系了。处此时段，思想者们只好拾遗补缺，小打小闹，至多，中打中闹。其上焉者，如海德格尔，如哈耶克，如阿伦特，如哈贝马斯，巍巍然矣；其下焉者，虽云“历史终结”，信誓旦旦，相较于现代早期的大师们，不过小儿科，只好干叹气。不是后来人没本事，而是后来的时代定型了，再也没可能出现诸如枢纽时代或者近代转型这样数千载难逢的大时代了，纵然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还不是只能小打小闹。

的确，说到“对于大观念的戒备心”，不能不说，找到一个人类生活的至上原则和根本原理，然后借诸强力和“计划”，特别是凭借国家理性强力和以理性的名义，推广于一切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领域，没有什么比这更为可怖之事。普鲁士－斯拉夫式的体系化思维之网罗一切的裹挟力量，其之独创性，正如论者所言，于纯粹理性言，也许是一种美德，但在实践理性中却可能是一种邪恶。毕竟，如同以赛亚·柏林曾经指出的那样，人的存在是一种观念性存在，观念的多元源于人类自由的天性。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文明，基于不同的生存境况和考量，追求不一样的目标，秉持不可通约的人生和社会理想，注定了价值的冲突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决定了无法一劳永逸地用一种方案根本解决之。用一种观念压制其他观念，从而让这种观念以及基于这一观念的生活方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没有什么比这种做法更加危险、更加有辱人类自由本性的了。

换言之，如同柏林在上揭论文中所言，正是因为“相互竞争的善之间的冲突是道德生活中无法避免的”，因此，“人类不会在全福状态中获救，而只能在审慎和平衡中生存”。自由就是负责任地进行“审慎”和“平衡”，而解放不过是“在有限的、充满冲突与危机的世界中，通过节制与平衡而保持一种体面、人道的生活”。

四

当下中国，情形略有不同。一方面，“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经验主义、直觉理性与事功精神，与高屋建瓴的宏大理论建构，一种对于超逾一个半世纪的浩瀚实践的理论收束和思想总结，恰为引领国族前行的两翼，不可偏废。毕竟，东方神州建设“现代中国”的伟大转型，已然接近水落石出的收尾阶段，对于它的理论概括和思想总结，不仅意味着向昨天告别和感恩，而且是迈向明天、保证获享一个完美收尾的必需。无此作业，单靠“摸石头”，一种立足当下的经验理性主义，已不足以引领如此巨型国族安全续航。正是在此，另一方面，思想的贫乏和理论的积弱，已然开始、并且愈益显露出其对于最终完成历史转型进程的负面影响来了。可能，正是有鉴于此，近年来汉语思想对于“中国问题”概予体系性解释的势能愈发强劲，而呼唤大时代之大思想喷薄出世！

表面来看，最近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摸着石头过河”著称，似乎并无理论思维引领。其实大谬不然。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现代中国史上的第三次，接续的是清末民初第二次改革开放的进程，更是对于第一共和的回归。而无论是第二次改革开放，抑或第一共和，都是时代及其思想风云激荡的产儿。时代已如前述，“思想”则基本为现成的舶来品，也就是现代早期西洋的那些玩意儿。上述英法德意各邦衮衮诸公的精神世界，在相当长时间里左右着中国人的思考，甚至迄今而未止，本不是什么秘密。朋友，不奇怪嘛！现代早期的西洋思想占领了人类这个历史时段的精神制高点，至今未有重大突破，置此时空，当然只能受它主宰了，或者，得其沾溉了。因此，上述三次改革开放何曾没有自己的思想准备和理论逻辑，只不过这个思想和理论来源神神秘秘的，多元纷呈、歧见百出，原典呈现与阐释文本交辉互映罢了。而这就是晚近中国的精神历程，也是中国式的宏大理论构想纷然出世的学理背景。它们混杂一堂，导引着中国的近代转型。其间，最为宏大、强劲而酷烈的一脉，就是西洋的马列主义了！

其实，自洋务运动启动现代转型以来，无论是洋务自强维新，还是辛亥第一共和、1949第二共和，抑或1978年以后35年间的“改革开放”，哪一项社会政治进程都是时代挤压的结果，也是思想和理论的产儿。无论是“姓资姓社”的政治辨析与“市场和计划”的进退，还是“价格双轨制”与“国进民退”的拉锯，抑或“专政”“民主”的较量，以及眼面前的宪政与反宪政的思想博弈，其背后无不牵扯到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而且，势必伸展深入到枢纽文明的思想体系。总之，100多年来的中国文明转型，包括晚近35年来的所谓改革开放，无一不是宏大理论的产物，正如它们都是深植于实践理性土壤上的果实。

晚近以来，汉语学界与海外和港台学人接触日繁，其间一大现象，就是大陆中国的某些理论性思考，在他们看来，未免大而无当，或者，径谓“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云云。的确，汉语学术之粗疏无当，曾经是晚近30年间的客观事实，时至今日，某种程度上，依然不能否认是客观事实。但是，据此无察汉语学思的体系性努力的知识正当性，特别是无视面对浩瀚中国近代历史转型而不得不以体系性思想来回应之思想抱负的必然性，以及向时代提供历史性解释的必要性，暴露了他们对于“现代中国”与“中国问题”之缺乏全局性观照的兴趣，或者，还有眼界、心胸与格局的问题。再者，“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一判称，需予语境化考察，否则，难免“谁解决了？为谁解决了？”这类疑问。就是说，虽说作为一种“现代问题”，已有其他文明的学思慨予回应，甚至是终局性回应，但是，若无本土在境性学思提出针对性解释，则终究难言“解决”。此为科学与人文之别也，不可不察。因此，当下汉语学思既然时有体系化建构的强烈冲动，亦有一定尝试，必有其内在缘由，需予同情善意的理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如所有的学思均不过现实焦虑的理论化，而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奔竞至此，恰恰提供了体系化思考的条件，也向一切有心有志而有力的汉语学人，提出了这一要求，甚至是迫切的要求。

这一条件不是别的，就是中国近代转型超逾一个半世纪，亿万万人建设现代中国与中国现代文明的奋斗实践，大起大落，辗转腾挪，积累了丰瞻绰约的经验教训，并伴随着积淀深厚的反思忖度，使得据此进行体系化建构的历史材料和思想积蕴，均已具备，只待开发利用，而为此刻汉语思想之体系化作业预备了机运。这一要求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的近代转型已然临近收束阶段，回顾既往，瞻望前路，迫切需要给予总体性回答和整体性阐释，不是一般性的回应和阐释，而是在境性的体系化解答。此前无此条件和要求，此后转型落定，长时段内恐怕亦将无此条件和要求。因此，此时此刻，一个大时代的收束阶段，对此历史进程及其文明意义的全局性、整体性和体系性总结，实为汉语学思不可回避的历史重任，可能，也只有汉语学思方始恪任。

如果说，上个世纪初叶以前的一些历史和政治著述旨在对于故国文物概予体系性回顾，那么，此刻的体系性解说以此为纵深，重在回应一个半世纪以来“现代中国”诞生的历史进程和精神历程。这100多年来，中国的大转型，呼应的是全体人类第二次枢纽文明的律动，并且构成了人类第二次枢纽文明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而以中国历史加入世界历史，为此番枢纽时代作结，其典范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因而，瞻前顾后，汉语学术和中国思想亟须总体性思考，在给它们以体系化解释和整体性观照的思想作业中，为此大转型时代作一收束也。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