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在最近20多年来一直作为全球高新技术科技产业园区的标杆，是名符其实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硅谷并不是世界最早出现的高科技产业园区，但却是目前最成功的。印度的班加罗尔、日本的筑波、英国的剑桥、中国台湾地区的新竹、中国大陆的中关村等高科技园区都以硅谷为标杆，虽然发展迅速，但却难以达到硅谷全球创新中心的地位。

硅谷的创新和投资

硅谷从最初的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发源，汇集了英特尔、思科、苹果、谷歌众多全球顶级高科技企业，也是像Facebook这样的国际巨型社会网络公司所在地。

硅谷不是一个行政区，而是一个经济区。它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旧金山湾区南部，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辐射区域。早期一般认为包含圣塔克拉拉县和圣马刁县、阿拉米达县和圣克鲁兹县的毗邻部分；但自2009年起，研究硅谷的权威期刊《硅谷指数》的统计就囊括了圣马刁县全县。目前，狭义的硅谷面积约700平方公里，人口约290万，工作岗位近140万个。

硅谷得名于唐·霍夫勒，他在1971年给《电子新闻》写的系列文章里首先使用“硅谷”一词，以表明这个地区聚集的电子工业蓬勃发展。尽管美国国内和世界其他高新技术区都在不断发展壮大，但硅谷目前仍然是高科技技术创新和发展的领跑者。

硅谷的创新从专利情况就可以得到验证，2011年硅谷的专利登记数有13520个，占全美总数的12.5％。硅谷2011年的所登记专利中，主要涉及计算机、数据处理与信息储存、通讯、电子与加热/冷却、医疗卫生、化工、测量、测试和精密仪器、化学与有机材料、制造、装配和处理、建筑与建材等领域。其中计算机、数据处理与信息储存技术占了专利登记数量的39％，名列第一位。通讯技术、电子与加热/冷却技术的占比分别名列第二和第三位。

硅谷吸纳了高水平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根据《硅谷指数2013》报告，硅谷的天使投资在2012年全年预计具有90％的增长率。截至2013年11月底，硅谷约占全加州天使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根据普华永道和国家风险投资协会发布的《金钱树报告》（MoneyTree Report），2012年四季度硅谷就吸引了全美近40％的风投资金，远超第二名新英格兰的12.35％。其中，又有38％的风险投资投向软件行业。

硅谷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

目前的硅谷是技术多元化的经济， 其计算机硬件和存储设备、生物制药、信息服务、多媒体、网络、商业服务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硅谷已突破了自我驱动的发展模式，通过吸引全球资金和人才以及出口技术产品，形成了同全球经济高度互动的经济模式。

硅谷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形成归因于一系列的因素，它是历史过程中非意图的结果，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

国内外对硅谷的规范和实证研究都非常多，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各地也都想再造一个硅谷。但正像美国著名的硅谷权威研究专家安纳利·萨克森宁（AnnaLee Saxenian）曾指出的，仅仅拥有硅谷的基本要素并不意味着就能创造出该地区具有的那种活力。事实证明，那种认为只要把科学园区、风险投资和几所大学拼凑在一起就能再建一个硅谷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想变成全球创新中心，不学习硅谷似乎也没有出路。

我们从萨克森宁有关对美国硅谷和第128号公路地区发展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哪些特点造就了硅谷。根据萨克森宁的分析，与硅谷相对，位于美国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曾是更为繁荣的科技园区，但在后来被硅谷所超越。128公路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繁荣发展，以至带动产生了“马萨诸塞奇迹”。128号公路的一度繁荣和当时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政府不仅大修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还积极配合企业进行商业开发。时任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的经济政策强调政府的干预，采取直接对特定行业的特定公司予以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支持“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

不论是世界其他地区还是美国国内，128号公路与硅谷是最具有对比性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它们初期都是通过国防军工事业发展；它们附近都有两所世界名校以提供技术支持和人力资源，硅谷地区有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28号公路则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它们都以半导体产业为主导产业，并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转型为个人电脑产业。

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128号公路的经济开始迅速持续衰落，硅谷则迅速赶超。128号公路的没落根源就出在其园区企业多为相对上下游一体化的企业，这些企业之间相互比较独立，而且公司内部等级森严，信息的流通都是从上而下的，使得128号公路成为一种基于独立公司基础上的工业系统。128号公路采取的是独立且自给自足模式，而硅谷采取的则是去中心化合作模式，正是硅谷模式所能带来的持续稳固的创新力和企业家精神使得硅谷目前仍旧居于世界创新中心的地位。

通过萨克森宁的分析可知，128号公路的没落和硅谷的兴起区别，就在于知识传播的途径是否通畅。作为联结公司与公司、公司与大学、员工与员工之间的纽带，商会行业协会、产业技术联盟等各种经济类社会组织以及补充正规社会网络不足的非正式网络的存在，体现出了重要作用。

萨克森宁指出，硅谷的独特优势在于其是一个区域网络基础上的工业系统。在硅谷，高密度的厂商嵌入于高密度的社会和技术网络属于硅谷的一大突出“区域优势”。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和社会网络与非正式网络的连接，促使了技术知识的传播和企业家合作的出现。在区域网络的基础上，公司与公司之间、与社会组织之间、与大学之间才能出现互动，促进知识的传播。

在硅谷，大量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关系在企业中实行扁平化管理，管理者和员工之间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人才在企业之间存在经常性的流动。大量的技术移民扎根硅谷，与其母国形成各种各样的联系。部分移民还回国创业，又与硅谷形成新的联系。由此形成庞大的非正规社会网络，这些网络成员共享创新理念、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硅谷由此产生一种区别于美国128号公路地区的、高度弹性的工业体系。

萨克森宁认为，纽约附近的128号公路和华尔街只愿意投资成熟的产业，位于该地带的麻省理工学院原则上也主要关注对成熟产业的科研。由此128号公路发展出一种封闭的、不合作的，以及基于相互独立而发展的区域经济。

硅谷能够后来居上，是以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为了不断适应市场和技术的迅速变化而加以组织的。在该体系中，企业的分散格局鼓励了企业通过技能、技术和资本的自发重组谋求多种技术发展机遇。硅谷的生产网络促进了集体学习技术的过程，减少了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的差别，以及工业和部门之间的差别，由此形成巨大的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

硅谷的优势和劣势

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创新中心，有其一系列优势：

一是硅谷拥有巨大的高素质人才池， 包括技术移民。硅谷的高素质人才密集度在全球最高，这些人才包括工程师、科学家、咨询专家、用户界面设计师和企业家（包括投资家），而且大量的专业化猎头公司和招聘团队、会计和律师为创新者提供创新支持。在硅谷的创新者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外国的技术移民，其中以印度和中国的工程师和科技研究者居多。硅谷技术移民创建并经营的企业占美国硅谷全部高科技企业的三分之一多。

二是硅谷拥有巨大的产学研集群和高端技术集群。自从“硅谷之父”特曼教授于1951年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科技工业园斯坦福研究园，斯坦福大学为硅谷输送了大量的创新人才。惠普公司、苹果公司、太阳微系统公司、硅谷图形公司、雅虎公司等大量的硅谷公司均由其毕业生创建。硅谷是因特网的诞生地，因特网技术作为美国军方的研究成果，在民用化后无意中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推进了全球的信息化和网络化。

三是硅谷拥有庞大的面向创新的正规社会组织和非正规社会网络。硅谷存在众多的商会、行业协会、产业技术联盟，而且实行“一业多会”的多元竞争原则。其中外国移民（如华人和印度裔）组成的社会组织对于促进硅谷地区的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硅谷的上述各种社会组织可以发挥重要的利益代表职能和作用，因此也被称作“利益集团”或者“压力集团”。

这与中国不同，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不允许成为“压力集团”的。此外，在硅谷企业中往往实行扁平化管理，管理者和员工之间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在企业之间存在经常性的人员流动。大量的技术移民扎根硅谷，与其母国形成各种各样的联系。部分移民还回国创业，又与硅谷形成新的联系。由此形成庞大的非正规社会网络，这些网络成员共享创新理念、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

根据《硅谷指数2013》报告，目前硅谷外国出生者占36％，以亚裔最多；成人接受大学及以上教育者占比超过70％；年龄层次以25岁至44岁为主，约占30％。硅谷的技术专家常常说“硅谷是建立在IC技术基础之上的”，他们所说的IC并不是指集成电路（IC），而是指印度和中国（Indian and Chinese）的工程师。从中可见移民工程师在硅谷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和印度的工程师得以在硅谷施展才能，移民文化与高科技结合的工程师社团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旧金山，很早就有华人自己的社团组织，包括同乡会、宗族会和方言协会以及华人的商会。移民们通常通过这些组织分享消息、网罗人才、建立信用联盟，动员所需的资源来取得企业的成功。

在硅谷，由于最初并不能很快地融入主流社会，华人工程师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显得十分现实而重要。仿照已有的模式，成立专业性的组织满足本群体的需要，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先是来自台湾地区的华人工程师于1979年成立非营利组织中国工程师协会旧金山湾区分部（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USA San Francisco Bay Area Chapter），目的就是推动该地区华人工程师的交流和合作。

中国工程师协会旧金山湾区分部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职能不断扩展的轨迹。随着硅谷的高科技产业不断发展，华人专业技术团体不断增多，软件专业协会、半导体工业家协会、互联网技术协会这些相对年轻的组织也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影响。

四是硅谷拥有高度弹性的工业体系。根据萨克森宁的研究，硅谷以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是为了不断适应市场和技术的迅速变化而加以组织的。在该体系中，企业的分散格局鼓励了企业通过技能、技术和资本的自发重组谋求多种技术发展机遇。硅谷的生产网络促进了集体学习技术的过程，减少了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的差别，以及工业和部门之间的差别。

五是硅谷保持着IT行业的先发优势，主导着行业高端产品与技术及其创新。无论是台湾新竹、大陆中关村，还是印度班加罗尔园区，均主要承接相对而言较为低端的产品、技术，虽然也有众多创新，但更多的是模仿。

六是靠近本行或者懂行的客户群。这些客户包括大量的企业和消费者，这便利了销售和对产品开发的辅助。

七是硅谷存在高资本可得性。资本可得性对于新建企业来说至关重要。而新建企业是硅谷经济的一个重要驱动力量。

八是严格的产权保护体系。硅谷对财产权的保护是全方位的，不是选择性的，包括对知识产权采取了严格的保护。

九是浓厚的创新文化与强烈的创新精神。硅谷有一大批创新者，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欲望。一旦有了好的构想，就想方设法办公司创业，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

十是生活质量高，有利于吸纳和留住国内外人才。硅谷气候好，学校质量高，郊区生活和工作环境佳，这有利于大小公司总裁选择硅谷作为其公司和家庭的落脚点，也有利于他们吸引人才落户硅谷。这与我国中关村示范区目前面临pm2.5的巨大威胁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美国的一些基本体制也有利于国内外高科技人才选择以硅谷为基地推动科技创新，以此实现所谓的“美国梦”。美国有着较好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体制，同时对政府施以限政约束。美国的联邦制使得人们无论是在联邦、州和地方市镇辖区内均可在法治框架内实行公共事务的自主治理。

美国在社会领域也实行自主治理。社会领域的自主治理就体现在美国以推行多元竞争方式发展商会、行业协会、产业技术联盟、基金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政策上。美国的法律支持公民通过自建的社会组织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决策发挥其影响，维护其权益。

美国在经济领域同样也实行自主治理。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方面的法律安排也是非常奇怪的。硅谷地区适用的是加州地区的公司法，即《加州公司法典》（California Corporations Code）。这里，“corporations”绝对不是单纯“公司”的含义，它是一个广义的“公司”的概念，在中文中没有对应词汇。

在硅谷，无论是没有正式按公司注册的企业，还是正式注册的公司，无论是注册登记的行业协会（称为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产业联盟和商会，还是没有注册登记的，均可依据《加州公司法典》设立。是否注册登记，与税收待遇相挂钩，包括税种或者减免税待遇。个人凭借这样一部《公司法典》可以根据自身愿望作出自主选择。硅谷的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和商会，可以选择作为非营利互益社团不注册登记或者根据法典规定的程序注册登记。相关登记机关在接受注册登记之前仅作合规性审查，予以依法核准，无审批权。

硅谷的经济秩序，实际上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负》里提到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是一种自发秩序，是“人的行动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它是不断扩展的，基于无数个体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分散知识而实现“知识分工”。

当然硅谷也有其劣势。硅谷的劣势主要体现在：对于企业和居民来说，硅谷相对于美国其他地方的费用较为高昂，包括劳动力成本较高，房地产价格高，税收和管制水平仍然相对较高。很多公司总裁认为，只能把其他地方不能搞得同样好的经济活动留在硅谷。但是很显然，硅谷的劣势难以掩瑜。其实，正是因为硅谷单位面积所平摊的经济和科技产出水平高，以及产业和科技集群度高，才推动了硅谷生活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高。至于税收和管制水平高，可能在全美只是相对而言。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