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领域一样，经济政策也是行胜于言。中国人民银行降低基准利率的措施，凸显了中国政府稳定化政策的战术重点，该政策旨在将GDP增长下限定在7％左右。

实现这一目标将非易事。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源自经济向服务和消费拉动型增长模式的转型，以及严峻的全球环境对旧的出口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形成的周期性压力。

特别是周期性挑战要比预想的更加严重。尽管出口占GDP比重已从危机前35％的峰值大幅下降，但仍高达24％，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受到全球增长周期的影响，特别是受需求尤其疲软的发达国家市场的影响。

事实上42％的中国出口流向了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三个经济体都在经历长期性经济停滞。其中，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欧洲处境最为艰难。

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发展战略就开始失效，而中国正迅速达到这一水平，因此，中国不能让高企的周期性风险阻碍其结构转型。现代历史表明，迟迟不转变旧的增长模式最容易致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只有结构转型才能让发展中国家步入高收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决心实现结构转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带头推进改革和再平衡的努力。一年前，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制定了35年来中国最有雄心的经济改革日程。这一日程以及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彰显出当局提振服务业和内需的决心。

与此同时，中国在将施行改革的责任，从过时的计划部门（发改委）转移到效率更高的党内市场机制（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此外还有前所未有的反腐运动，中国的再平衡和结构变革之路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但周期性干扰的风险（如出人意料的全球经济增长下降）仍然存在。这构成了中国的一个重要战术性挑战：中国将如何坚持改革进程，同时免受短期增长严重减速之苦？

中国已不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挑战。2008年-2009年的大衰退曾将中国推向衰退边缘。全球贸易崩溃，中国出口需求年增长率从2008年中的26％降到2009年初的-27％。对此，中国政府果断行动，向经济注入4万亿元。尽管这一措施使中国经济增长在2009年底复苏，但也引发了新问题，包括债务过多、房地产市场过剩、地方政府金融风险加剧。

中国最不需要的就是财政刺激。今天的周期性干扰远远不如2008年-2009年。此外，与财政上十分鲁莽的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认识到债务过多是对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威胁。

此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已将政策利率下调至零位，常规货币政策已经无招可出，而中国还有足够的货币刺激手段，可用于解决周期性干扰问题。在此情况下，中国更倾向于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扩张合情合理。

尽管如此，中国人民银行的战术性决定也存在潜在危险，尤其是在中国竭力摆脱债务密集型增长之际，其决定鼓励了信用规模扩张。一个关键的挑战将是避免信用风险升级破坏改革和再平衡过程。

首先，中国领导人知道，结构转型和商业周期的互动将是复杂的。中国在解决问题上拖延越久，就越难找到应对之策。

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决心坚持使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同时清醒地看到近期周期性风险。毕竟，中国之所以容易受这些风险的影响，根源在于旧增长模式维持得太久。

最近的货币宽松表明，中国当局正在划定阻止增长过度减弱的底线，他们将周期性干扰视为对中国长期结构改革日程的真正威胁。只要这些担忧还存在，中国就有望进一步实行货币宽松政策。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