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日前决定提高量化宽松范围，这表明新一轮货币战争可能已箭在弦上。日元贬值政策是一种以邻为壑策略，正在引发亚洲和全世界的政策反应。

中国、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泰国等地的央行，因为担心相对日本丧失竞争力，正在放松各自的货币政策，并且很快会进一步放松。欧洲央行和瑞士、瑞典、挪威以及一些中欧国家的央行，也可能采取量化宽松或其他非常规政策，以阻止货币升值。

这将导致美元升值，因为美国增长有了起色，而且美联储表示将从2015年开始提高利率。但如果全球增长保持疲软，而美元表现出过度强劲，即使是美联储也可能决定延后并放缓升息，以避免美元过度升值。

最近货币动荡的根源显而易见：在负债累累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纷纷去杠杆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已成为唯一可行的刺激需求和增长的工具；财政紧缩受增长拖累，放大了去杠杆的影响；公共支出缩减降低了总需求，而转移支付下降和税收升高，降低了可支配收入，从而降低了私人消费。

在欧元区，流向外围国的资本流突然中断，加之欧盟、IMF和欧洲央行在德国的支持下所施加的财政约束，已经形成巨大的增长阻碍。在日本，过度提前的消费税增长扼杀了2014年实现的复苏。在美国，预算自动减赤与其他税收和支出政策，在2012年－2014年形成了巨大的财政拖累。在英国，自我施加的财政整合削弱了增长，直到2014年才有所好转。

放眼全球，债权经济体和债务经济体的不对称调整，加剧了经济衰退和通缩。过度支出、储蓄不足、存在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受市场逼迫削减支出、增加储蓄。毫不奇怪，它们的贸易赤字一直在减小。但大部分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一直在增加，这加剧了全球需求的疲软，因而拖累了增长。

财政紧缩和不对称调整已经对经济表现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货币政策承担了通过货币贬值和提高净出口支持弱势增长的重任。但由此导致的货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零和游戏：如果一种货币贬值，必有另一种货币升值；如果一国贸易盈余改善，必有另一国贸易盈余恶化。

当然，货币宽松并非纯零和博弈。宽松可以通过提升资产价格刺激增长、降低私人和公共借贷成本、限制实际和预期通胀下降风险。在财政拖累和私人去杠杆化的环境下，近几年来如果货币宽松不足，可能导致二次甚至三次探底。

但总体政策组合只是次优水平，提前的财政整合和非常规货币政策过多。发达经济体更好的方针应该是，短期内减少财政整合，增加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同时许以可信的中长期财政调整承诺，以及更温和的货币宽松。

在私人总需求疲软、非常规货币政策最终无济于事的大环境下，减缓财政整合、增加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支出的理由十分充分。

在目前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的低利率环境下，这类支出的回报必然会更高，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此外，公共投资对需求和供给端都能起作用。它不仅直接提振总需求，也通过增加能提高生产率的资本而扩大潜在产出。

不幸的是，紧缩的政治经济学导致了次优结果。在财政紧缩中，最早受到支出削减影响的就是生产性公共投资，因为政府偏好保护当前对公共部门岗位的支出以及向私人部门的转移支付。结果，全球复苏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毫无起色，目前在新兴国家也是如此，后者的增长在过去两年显著放缓。

正确的政策——减少短期财政紧缩、增加公共投资支出、减少对货币宽松的依赖——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政策截然相反。全球增长一直令人失望也就不足为奇。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我们都是日本人。

作者为鲁比尼全球经济学主席、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