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陈丹青再次广受关注：先是破天荒地出现在一档闯关类的电视综艺节目里，和郭敬明、崔永元同台，也赶了一次当“导师”的时髦。尽管面对选手时仍是对待晚辈般一贯的和蔼，也努力配合节目需要，但还是多少显出拘谨和不适应，甚至已经亲身参与其中，却还是不忘大批这类节目的种种不是。

然后是高仓健去世，作为有过私交的朋友，陈丹青撰文怀念。文辞优雅之外随即招来批评，说他文字间貌似冷静，但暗含着一丝不恭敬，暴露出自我的散漫与张狂。

对于经常能够引爆新闻点的陈丹青而言，上述事件中的任何一件都实在微不足道。然而当两件事拼接起来，则似乎足够勾勒出陈丹青的所有特征：“文革”中长大，掩不住天生的才华横溢；谦虚和善却又桀骜不驯；喜欢好玩的人和事，也爱玩；深谙一切微妙的游戏规则,但总是不那么尽然配合；个性强烈、不忿浊世，却从不躲进小楼莫闻窗外；有些一厢情愿地怀揣着理想的浪漫主义游历天下，只不过常常换得一种失落，然后愤怒归来。

矛盾的人往往因其可堪玩味而吸引人，也因为捉摸不定难免隔人千里。陈丹青的矛盾却从来都不复杂，而是单纯到一目了然，于是魅力不减，又平添了一份可爱。我所认识的这位陈丹青，虽然年过六旬，还如少年一般，就像他自己所说——从没忘记，自己一直就是个老知青。

广阔天地不得作为

祖籍广东台山的陈丹青，1953年出生在上海，因为父亲陈兆炽喜欢文天祥的诗句“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取名“丹青”。那是一个红色江山初定的年代，按理说陈丹青属于真正的共和国新人。但也许是天生反骨，“从小右翼，不知为什么”，又或许是民国洋场的十里外滩残存下太多的旧日气息，让这个石库门弄堂里长大的孩子，沾染上了“资产阶级情调”。“我从小就想当个画家，闷着想，但很明确。”

陈丹青4岁时，父亲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可他依旧引导着年少的丹青热爱文学、热爱艺术。14岁起，陈丹青开始正式学习油画，白天跟着学校的美术老师到处爬脚手架，画巨幅的毛主席像，夜里便偷偷地临摹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可是“文革”的风暴不可能给他留下一张安稳的画板，“右派”父母，再加上一个黄埔军校出身的爷爷，这个家庭很快引来了红卫兵。书籍、画册连同临摹过的米开朗基罗习作被一扫而光，陈丹青难过得一整天没说过话。父亲宽慰他，没有画册临摹，可以到公园、马路去画。一天，接受改造的父亲打扫街道时在垃圾桶里捡到一张扑克牌，背面印着一幅色彩浓烈的油画，那是侨居意大利的俄国画家哈尔拉莫夫的杰作《意大利姑娘》。陈丹青如获至宝，手中的画笔终于没有放下。

继而，陈丹青发现，灾难有时会伴着意外的幸运一起降临。“红卫兵抄家，反而把以前很难见着的外国小说、画报、画册，给散到社会上来了，我们读民国时期翻译作品，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学，听古典音乐。当时流行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我看不懂，不过里面有美术史的黑白图片，我半懂半不懂地看着。”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巨人的大手一挥，千万青年离家远行。初中毕业，陈丹青插队江西宁都，开始了他的知青岁月。对于一个上海长大的孩子来说，城乡间的巨大差别难以适应，带来无尽的苦痛：被子上的老鼠、原始落后的工具、繁重的劳动，让一切属于田园的美丽都黯然失色；更重要的是，每天过着一种不清楚未来也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尴尬的身份和未知的恐惧，足以令人绝望，何况那支追求艺术的画笔在这田间地头，根本找不到施展的机会。

白天，陈丹青跟着生产队的人下地插秧、挑谷入仓，晚上在蚊帐里捧着一本普希金反复地看。

1974年，北京举办美展。陈丹青向家里要了40块钱，从江西混票到上海，然后坐火车到北京看展览。第一次到北京，所有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就像后来到了纽约、巴黎一样，而走进中国美术馆这座国家级的艺术殿堂时，就好像进了卢浮宫，每一幅作品都拉住他移动的脚步，久久伫立，沉醉不已。或许在这一刻，他想到终有一天要来北京继续学习绘画，但恐怕他当时不敢想的是，有一天自己的作品也会在这座美术馆里陈列，供人品鉴。

回到江西后，陈丹青得到了一个在省文化工作室帮忙的机会，虽然是革命题材，但好歹能画油画了。然而命运并没有打算把他留在这里，不管是开了他的玩笑，还是不想委屈他的才华，在给一位欣赏其画作的外宾画了一幅肖像之后，他被领导毫无理由地退回公社。之后，20岁的他又辗转到苏北的江浦石桥公社插队，蹲在村办工厂画了一年骨灰盒。心中向往之地遥不可及、得而复失的机会不会再来，眼前又是毫无艺术性可言的工作，陈丹青的心里极其压抑，厂里的老木匠成了他唯一的陪伴，没事时两人常坐在一起就着咸菜喝闷酒。

22岁那年，插队六年的陈丹青等到一个招工名额，却在最后一刻被否决，眼看幸运者挤上回城的汽车，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扑面而来，是那种处境下的许多青年都曾深深体会过的。陈丹青独自淋着大雨，回到宿舍发高烧大病一场。

天开了一条缝

就像后来陈丹青回忆上世纪70年代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幸亏年轻。幸亏年轻，所以我们有着大把时间经历荒诞和磨练；幸亏年轻，所以我们有着足够的精力体验失落和痛苦；幸亏年轻，我们有着旺盛的勇气坚持喜好和追求；也幸亏年轻，我们才有着充足的可能迎接转机和未来。

陈丹青一直没有放下画笔。1973年，被调到江西出版社学习连环画的他，出版了三四本作品；1975年，他为小说《青石堡》创作插图，其时陈丹青的作品已在南京艺坛传开；1976年，陈丹青创作了大型油画《给毛主席写信》；1977年，他的油画作品《泪水洒满丰收田》和《进军西藏》分别入选“全国美展”“全军美展”。知青画家陈丹青的名字已在全国叫响，与北大荒知青画家群遥相辉映。

1978年6月，中央美术学院恢复招生，陈丹青终于等来了到北京画画的机会。他的专业考试和论文都顺利通过，只是英语成绩为零。幸运的是，在那个人才断档的年代，所有标准都有灵活的空间，他有惊无险地被录取了。接到通知书时，陈丹青又跑又跳又叫，他旁边一个尚未平反的老人却失声痛哭。后来他说：“我突然觉得天开了一条缝。”

两年时间，陈丹青全身心地投入油画钻研。1980年，他交出了毕业作品：七张小尺寸写实油画。这组后来被称为《西藏组画》的作品成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作，一经出世便震惊画坛，至今仍被视为当代中国美术史的里程碑之一（另一座里程碑是罗中立的《父亲》）。然而这种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变成了对于历史荒谬的讽刺：《西藏组画》的意义被总结为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冲击了长期盛行并严重教条化的主题性创作模式，描绘对象由承担政治功能的典型环境英雄人物，转变为剔除了政治色彩的日常生活状态下的普通人，是摆脱苏联影响、溯源欧洲传统的转折与发轫。历史的进步以另一段历史的倒退为起点和标准，不知该令人欢喜还是羞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成功的确离不开时势。

其实早在1976年，陈丹青就被借调到西藏进行创作。他后来回忆，看到那些藏人就觉得他们浑身上下都是绘画的对象，他们站着就是一幅画。更重要的是，看惯了被政治紧紧捆绑的人们，他在这片偏远的高原上找到了真正的“人”，开始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这些在人生起步之初就不经意埋下的种子，渐渐生根发芽，长成日后的陈丹青。

纽约琐记

陈丹青毕业后留在了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一工作室任教。1982年，他按捺不住对西方艺术的好奇，辞掉公职，以自由画家的身份移居纽约。一年后，他的画展成为中国当代画家在美国举办的第一次个展，而后顺利地取得作为艺术家所应有的几乎所有成就。然而，他理想的浪漫主义在此时发作，他觉得艺术不应该是这样，自己来美国的初衷也不尽然如此，他开始撤退，当作一种反抗。

尽管从前卖画时他也不曾揣摩买家的喜好而为，但他还是感到自己被市场绑架，像个老鼠一样每天躲在窝里干活。他也不想再画西藏了，这些题材失去了曾经带给他的灵感和激情。他清楚市场的游戏规则，只是不愿配合，就像当初不愿顺应革命洪流、不愿安于稳定一样，只想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当然，反抗就要付出代价，那些年他的收入非常有限。

也就是在他出国的当年，陈丹青认识了木心——这位后来一直被他当作先生的人，木心也画画，两人自然相遇如同重逢。1989年元月，木心在纽约为陈丹青等一众留美艺术家开授文学课，陈丹青在本子上记下讲课笔记，23年后木心去世一年，陈丹青的五本笔记整理出版，名为《文学回忆录》。木心的文章也陆续结集出版，读者迅速积累成众，陈丹青功不可没。他称木心是被中国文学史忽略了的大家，在他身上不曾中断地延续了民国的文字。其实，陈丹青对于木心的推崇，更多的恐怕还是因为木心一生不与体制合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992年，陈丹青回了一次上海，中国变了很多，但还有一些记忆里的东西能让他感到亲切和激动。事实上，他在美国的日子从来没忘记关注中国。他与阿城和王安忆通信，借此了解国内的情况。观察美国社会种种，他第一时间总是想到国内如何。

陈丹青表示，这是他女儿那些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的思维，他们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木心说过：“我们都是带根的流浪人，这个根，就是记忆。”早年的记忆和美国记忆分别构建出陈丹青的脾气、经验以及批判的武器，或许注定了当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不可能再做一个单纯的画者。

迸发出愤怒

2000年，陈丹青回国。中国已经和他离开时完全不同，他颇感失落：“那不是我的上海，但北京还是北京，因为好歹故宫还在。”而且他“很快发现‘个人’又被融化了，变成一个期待着被策划、被消费的状态，所有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巴望自己尽快卖出去”。昔日同样热血的青年已步入中年，不再反叛和对抗，“那种激情，那种反叛意识，天真，热诚，信念，都他妈给大家主动掐灭了，活活吞咽下去了”。“在亿万同胞行为习惯的无数变奏与翻版中，伟大祖国安然无恙，并继续迸发着比那个疯狂年代更疯狂、更强大、更莫可名状的生命力。”

也许是这一切给他的刺激太过强烈，他开始变得愤怒，不断地在公共领域中发声。人们渐渐发现，“画家陈丹青”变成了“公知陈丹青”。

他的矛头第一个指向了国内的艺术教育。

因为袁运甫、吴冠中等几位老师的邀请，回国后的陈丹青成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任教于清华美院。然而就在第一次招生中，陈丹青的五位入围考生就因为英语成绩而无一过试。虽然经过院长同意，五名学生得以入校学习，但转过年来却再次因为英语只能结业离校。此后三年，陈丹青都因为政治和英语的成绩限制招不到想要的学生。于是2004年，他愤然写下《陈丹青辞职报告》，递交辞呈。“我之辞职，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

这一报告引起轩然大波，由艺术教育延伸开来，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一次对现行教育体制的讨论。陈丹青当然有理由进行批评，认定“世界上的重要艺术家都不是研究生学历，也不是本科、美院附中，有的连高中都没上；文凭是为了混饭吃，跟艺术没什么关系；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决不会要梵·高”。

历史在这里似乎又出现了一次悖论：当年人才断档、后备不足，招生制度本着“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原则，灵活择取甚至降低标准来实现高等教育人才的补充。这本来仍是在“多快好省”式的思维指导下的非常措施，结果却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后来都成为各领域的领先者。30年后，高等教育基本实现了规律性，制度在不断完善中变得越发严密、刚性，反而因此阻挡住了一些怪才、偏才。这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恐怕难以泾渭分明地说清。

辞职后的陈丹青再也没有担任过与美术相关的职务，干脆连美术也不怎么相关了。比起他的画作，人们看到更多的是他的文字。写作变成他与外界连接的新方式：“很多感受没法放到画里面去，因为绘画就是绘画，它说的是另外一套语言。但写作可以让我很好地表达，这是写作过瘾的地方。”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崛起，“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兴起，陈丹青被人们普遍归于这一行列。尽管一开始，公知还未产生污名化效果，但陈丹青一直不肯认领这一称号，“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说自己不过是出来说几句真话的傻子，只是说话有快感而已——“我得承认，书写、演说，令我获得绘画从未给予的快意。”他明白自己被传媒塑造成了一个媒体明星，也明白“现在我得学会和那个‘我’相处。我无法推开他，也不愿承认那就是我”。

浪漫主义者的悲观

很多人说陈丹青总是愤怒的，因为他总看不惯、总在批判，也因为他的外形：凸出的两只大眼、泛青的圆寸头。不过长相应该和脾气没什么大关系，他的头发也不是一直这样，年轻时的陈丹青，也和那个时代的所有文艺青年一样留着齐肩长发，只不过年龄大了头发总会稀疏，也因为出国以后他发现原来那种发型是难民的“标志”。

陈丹青自己对于愤怒是否认的：“愤怒还算奢侈的——你愤怒，说明愤怒之后还会发生别的事情，你或许还能做些什么——更糟糕的状态是普遍的怨气、沮丧，无话可说，面无表情，但你面对的明明是一件令人愤怒、令人发指的事。”他的不满和痛斥更多地不过只是气之所至，是随性而为，或者干脆就是一种本能：“敏感，为什么不敏感？除了敏感、除了观察，我们和世界的关系还有别的吗？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什么样的社会？敏感的人都会这样追问。”我们之所以感到惊讶、感到振奋，难道不是因为自身的这种本能被规训太久，甚至已然失掉了吗？

喜欢他的人把他当作知识分子的榜样，只是人格魅力并不能代替知识价值。陈丹青的可爱和才华无需置疑，但也确不足以支撑他在每个领域都指点江山。陈丹青对此保持着足够的警醒：“我只是以一个‘人’的姿态去回答的。”

陈丹青从没走出“知青”的身份，他观察事物的原始经验、不受羁绊的个性、粗直勇猛的言语，都烙着那个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的时代气质。他的独立、不主义、不“结党”，既是对自我的保护，也是对观念的警惕，或许还源自少年时见惯丑陋的派系斗争的后遗症。

陈丹青也注定要失落，他从浪漫主义出发，根本上还对现实怀有理想的希望。可是悲观主义者往往乐观，因为他看到的总好过他以为的，而乐观主义者往往悲观，因为他看到的永远是坏的。

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带着高贵上马，面前却只有风车，他的选择不过两个，要么就此失落掉，要么只能继续战斗下去。公众的掌声不会停下，在他们的渴望还未实现之前，失落的陈丹青还得继续理想地浪漫下去。这个时代有太多伪装和沉默，需要一些勇敢、锐利和清醒的声音去打破，就像旅法的华人画家李爽所言：“中国需要陈丹青这种人，才华横溢又敢叫板。”

作者为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