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米又陷重金属污染漩涡。
2014年11月15日,长沙曙光环保公益中心(下称曙光环保)披露,涉及湖南10个地市的79个农田稻米样品中,镉的平均值整体超标。十多天后,湖南官方强烈质疑其数据的科学性;而原计划 12月,湖南官方的重金属耕地修复治理试点应总结阶段性成果,却至今未见。《财经》记者分别联系省农业厅、环保厅、粮食局等多家单位,均被告知“不便回应”或“时机还不成熟”。
曙光环保委托第三方机构检测到湖南多地稻谷受镉污染,其中株洲渌口镇杨家组稻谷镉含量超过国标13.1倍。
镉,一种有光泽银白色重金属,原子序数48,化学符号Cd,为已知的Ⅰ类人类致癌物。湖南兼有“有色金属之乡”“稻米之乡”美誉。遍地开花的开矿、加工等行为,使得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进入耕地,污染稻米。2013年,广东抽检大米发现,一些批次的大米镉含量严重超标,多数来自湖南。
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2014年4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近五分之一的耕地遭到污染。作为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的试点省份,湖南成为中国整治“毒地”的突破口。
大米如何去镉是必须解决的问题。2014年4月,湖南在长株潭地区开展稻谷去镉试点工作,湖南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张硕辅担任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按计划,应于2014年12月完成试验数据的汇总。
然而,《财经》记者获悉,这一试验数据可能要晚于规划中的时间出台,且不一定将数据公之于众。
采样方法争议
2013年8月,刚创办不久的曙光环保启动了湖南重金属污染调查项目。调查范围主要在湘江流域的重点工矿区,共收集164个样品,包括稻谷、土壤和矿渣样品。其中,79个稻谷样品涉及郴州市、永州市、衡阳市、株洲市、湘潭市、娄底市、长沙市、岳阳市、张家界市、常德市等10个地级市。
由曙光环保的“90后”年轻人完成的调查一经公布,其方法的科学性和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受到了湖南官方的强烈质疑。2014年12月3日,湖南省环保厅召开媒体沟通会,副厅长谢立直指曙光环保采样方法“不科学”,并称:判断一个区域重金属是否超标,一般用网格化采样方法,“不能在某个地方的某个点取个样就说整个区域都超标了”。
网格化采样,即在一定规格的面积进行布点,然后逐点采样,综合所有采样点信息对该区域进行综合评价。
12月8日,湖南环保厅致函曙光环保,称调查数据“造成我省环境信息紊乱和公众恐慌”,要求曙光环保提供采样的具体位置、采样方式及监测机构的资质等。18日,曙光环保复函,称取样范围涵盖湖南700多个村庄;采样方法正是按照国家《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督技术规范》中的要求进行;样品是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的。
曙光环保理事长刘曙向《财经》记者表示,我们参与人员都是环境专业毕业,“我也曾提议由环保厅组织专家去相关地点采样,环保厅不愿意”。
什么样的采样方法才能称之为科学?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文友称,国际上没有统一的定论,这是当前一些学者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按国家技术规范及监测实践经验,对农田土壤检测的采样方法有网格法、区域加密法和随机采样法。一位业内专家介绍,“三种办法都通用、有效,实际采样过程中可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使用或并用。”
湖南省环保厅对曙光环保最大的质疑是,曙光环保只做了几个数据的调研,然后妄下一个惊人的判断。曙光环保最先公开的数据只有三个,郴州三十六湾矿区甘溪河底泥中,砷含量超标715.73倍;郴州三十六湾矿区甘溪村稻田中,镉含量超标206.67倍;岳阳桃林铅锌矿区汀畈村稻田铅含量超标5.093倍。曙光环保称先公布几个数据,是为了试探一下官方反应,没有公布全部的数据,原因也是怕引起恐慌。
《财经》记者采访的几位专家都表示,若只有几个数据,可以代表这个点上肯定有污染,不能论及整个区域。
湖南省人大环资委监督处处长刘帅则称,现在对大米重金属的检测,以及重金属的修复技术,基本上都是政府在主导。曙光环保这样的公益组织,他们的采样方法可能存在瑕疵,但不应该去抵触,而应该包容。
刘帅认为,曙光环保是以重点区域为主去采样的,数据可能不是很全面,但同样有价值。之前对重金属的污染情况和治理情况了解都不多,为什么不能容忍曙光环保这样的公益组织?政府的采样方法和公益组织的方法应该结合起来才对。
去镉试验
湖南省耕地去污的压力很大,期待通过先行先试在全国率先突破。在2014年4月启动了长株潭三市170万亩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和种植结构调整试点试验。
这170万亩耕地被划分为达标生产区、管控生产区和作物替代种植区,试点期限为期三年。中央财政拨款11.5亿元,湖南省财政在2011年-2014年,安排14亿元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资金。
其中,76万亩耕地被划为达标生产区,此为轻度污染的耕地,即大米镉含量超出国家标准的0.2毫克/千克,但未超出日本等国0.4毫克/千克。治理思路是,通过调节受污染土壤的酸度,种出合格大米;80万亩污染耕地被划为管控生产区,即土壤镉含量在1毫克/千克以下,大米镉含量在0.2毫克/千克至0.4毫克/千克的耕地,这部分区域生产的农产品将在丰收季节使用快速检测仪检测,不达标的产品将被全部收购,阻止其进入市场;14万亩重度污染的耕地被划为作物替代种植区,改种非直接食用、非口粮的棉花、蚕桑、麻类、花卉等农作物。
170万亩试点被纳入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其中以县为责任主体,细化到具体的责任单位、责任人和责任乡镇、村组、田块。按规划,在4月中旬,试点项目任务分解到村、组;5月,完成早稻农田试点;7月,完成晚稻农田试点;8月,检测早稻试点情况;12月,检验晚稻试点情况,并完成实验数据汇总,形成年度工作总结。
然而,湖南耕地修复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由于今年晚稻收割时间延长,在11月中旬才全部收完,原计划12月完成的年度总结也会相应延迟。目前正在进行试验数据的统计和整理,“镉是检测重点,其他重金属也会检测”。由于“镉米”的敏感性,该人士认为,阶段性的成果向公众公开的可能性不大。
10月22日,新华社报道了湖南试验的“新进展”,提及14万亩种植结构调整任务已全部落实;76万亩轻度污染耕地的修复技术和80万亩管控生产区的低镉作物种植正在稳步推广。
外界最为关注的是如何在76万亩轻度污染耕地上去镉。湖南采用的是“VIP技术”, 即“低镉品种(variety)+合理灌溉(irrigation)+调节酸度(PH)”。“VIP技术”于2013年通过湖南省科技厅主持的成果鉴定,但结果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湖南“VIP技术”重点落在“P”上,即通过撒石灰的方式来调节土壤酸度,从而降低镉的活性,最终降低水稻对镉的吸收,达到去镉目的。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的“内部数据”是,8月,76万亩农田撒石灰的早稻试验数据已出来,包括镉在内的重金属含量整体降低了30%。
试点找技术
在探索之中的湖南模式于争议中推进。《财经》记者采访的几位农业和土壤专家,均对长株潭污染耕地修复治理试点持谨慎态度。
湖南属于酸性土壤,利用石灰的碱性,调节土壤酸碱度而降低镉的溶解性,见效会非常快。但南京农业大学农研所教授潘根兴表示,此法不能持续发挥效果,且石灰对土壤结构和土壤生物没有任何好处。
他推崇生物质炭治理重金属污染,这一技术的核心强调边生产边治理,即在处理农田固体废弃物的同时,钝化有毒重金属,阻断其活化被水稻吸收的路径。“和撒石灰相比,生物质炭更环保,也更有效。”潘根兴说。
曾在湖南研究过20年镉污染农田治理修复的青岛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王凯荣则强调,目前中国还没有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低镉品种;其次,合理灌溉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这在湖南难以实现。“如果VIP技术中的‘V’和‘I’难以实现,只在‘p’上做文章,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
湘潭环保协会志愿者刘海威一直为大米阻镉而努力。六年来,他自费和一些知名大学、农科院合作做土壤修复试验,试验范围包括石灰、赤泥、硅肥、生物质炭等。刘海威总结,“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完全解决稻米去镉的问题。通过这几年的试验,还是撒石灰去镉最现实。石灰虽然有腐蚀性,长期施用会造成土壤板结,但石灰用量少、成本低,是最易推广的方法。”
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技术分为化学、物理和生物修复三种。三种方法均有局限性,三种方法的优缺点,至今仍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事实上,目前也没有一套被广泛认可的修复标准。
在刘帅看来,整个湖南治理重金属污染的氛围不错,在土壤修复技术和标准缺失的情况下,湖南应该多探索,“外界对湖南治理重金属的方法有很多争议,这并不重要。关键是行动起来。试点本身也应该包括试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