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塔夫茨大学著名的宪法学者迈克尔·格莱农新出了一本《国家安全与双重政府》，论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发现，即美国经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政务官员，与不经选举产生的事务官员之间，有一种对抗性关系。在这种对抗关系当中，政务官员往往会被事务官员所构成的官僚体系所绑架，于是民主制度便会陷入困境。

他的主要证据是，布什与奥巴马这两位分属不同党派的总统，就美国的国家安全层面而言，尽管在施政纲领的表述上差异甚大，但实际运作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并没有多大区别。这是因为两位作为政务官的总统都受制于国家安全方面由事务官组成的官僚体系，政务官缺乏必要的知识，从而无法自主地制定政策。

此书实际讨论了君主/政务官与官僚/事务官之间恒在的对抗关系这样一种政治社会学事实。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告诉我们，帝国/大国的统治，必然会涉及到大规模官僚体系的建构，否则便无法进行统治；而只要有了官僚体系，则必然会有它与君主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就现代而言，拥有主权的人民便是君主，政务官受人民这个君主的委托，来执行人民的意志。

官僚体系必须常例化、将行政行为抽象化，否则不成其为官僚体系，这会对君主的任性意志构成客观约束；官僚体系也会有自主利益，它会利用前述的约束力，而行官僚们的利己之实。官僚体系常例化的一面，带来了国家统治的稳定，但抑制了国家的政治想象力；后一种利己行为，则蕴含着国家之腐坏的根基。这两个问题都需要靠君主来平衡。于是，君主与官僚之间，就天然地有一种相互依存却又对抗的关系，这出于基本人性，是历史的常态。

美国自然也不能避免这样的问题。历史上的帝国往往会因为这种对抗关系逐渐超越依存关系，而最终倾覆；格莱农教授所担心的美国民主的失败就在于此。但他未深论的是，美国有另一种机制来克服这一问题，从而有着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

美国的地方自治传统，使得国家安全方面的官僚体系对民间的渗透与控制，会遭遇自治地方的强大约束；美国的清教立国精神，使得美国人民在对外方面，自视为一个共契团体，充满了优越感与使命感（美国国家安全的对外方面也正借力于此），对内则将政府视作一个需要时刻监视的对象，防止它凌驾于作为个体的道德主体之上，否则便会令美国失去履行对外道德使命的资格。

在这种理念下，日常政治中，对政府的监视止于媒体批评，这种批评多半对准民选官员，于是官僚体系就隐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政务官受到左右夹击。一旦进入到（准）非常政治，则公民会起来反抗政府，以净化清教共契团体的精神，越战时期美国激烈的反战运动即是如此。反战者们认为，自诩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在越南的所作所为令国人不齿，这使得美国不再有资格到海外指手画脚。

在这种情况下，日常政治中民选君主与官僚体系的日渐失衡，会因为真正君主（人民）的出场而获得校正，国家于是重获活力。越战之后，美国生机大现，即是例证。

美国的政治运作逻辑当中的这种自我校正能力——通过有自治能力的人民以某种方式的出场——会周期性地释放，每一次释放都使美国重获生机。于是，对现体制的批判，就构成美国现体制的一部分，或者说，这个体制本身包含着自我批判，从而能自我纠错。由于人性的弱点，美国的体制绝不保证不犯错，但它保证着某种通过自我批判而实现的自我纠错能力。比较近的案例就是斯诺登，以及近日美国街头频现的对于警察滥施暴力的抗议活动。

于是我们可以说，格莱农教授所忧虑的问题，其根源并非因为民主，而是因为人性的弱点。更进一步，正因为人性的弱点，才尤其需要基于自治的民主。民主并不能克服人性的弱点，从而也不能阻止格莱农教授所虑问题的出现；但只有基于自治的民主，才能阻止这种问题走向彻底的失衡，以致走向秩序完全的崩塌，乃至通过血与火才能重建，甚至重建的秩序还要经受那种再崩塌的命运循环。

只有基于自治的民主，才能引领现代世界走出这种命运循环，让脆弱的、充满弱点的人性，获得必要的尊严。反对这一点的人，在秩序失衡之后的血与火当中，将首先成为祭品！

作者为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