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条约》签订之后仅仅过了20天，朝鲜方面就派出了金绮秀为首的使团赴日。这次出使的名义叫做“修信使”，意思是修复两国之间的信任，真正的目的则是观察这个正在迅速崛起的邻居，探听日本虚实。

自1868年起，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数年中迅速西化，不仅富国强兵运动如火如荼，政治与司法方面也大量采用西方体制。此时虽然才过了八年，一切尚未尘埃落定，但改革带来的实力膨胀已开始显露，而尚处于王朝末期的朝鲜，则在日本膨胀过程中首当其冲。

金绮秀此行可谓大开眼界。据他的说法，在日本见到的新事物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新器物”，一类是“新制度”。新器物，即新技术、新产品。例如，他第一次乘坐轮船，见到了炮车、电报、时钟，见识了当时刚刚建设完毕的东京路灯系统。他还见到了照相机，并且照了一张相。从横滨到新桥，金绮秀一行要搭乘火车。到了车站，他却没见到车，只看见一条几十间的长廊。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条长廊就是火轮车。种种趣闻，应接不暇。

不过金绮秀对这些兴趣不大。日方建议朝鲜学习电灯之术，金绮秀说，我们朝鲜灯油很多，人也不够聪明，不愿意学习这种“术外之术”。日本人多次劝朝鲜使团多观察、多学习，金绮秀却说自己是“山里措大”，见闻不广，亦无才识，即便亲手拿着这些器物终日摩挲，也难解其中奥妙，使团的随员也都是谨拙自持的老实人，不愿学。

但是对于日本的新制度，金绮秀的态度却有微妙不同。当时日本国会尚未成立，但国会的雏形元老院已经存在。日本人请他去参观，金绮秀本来不愿去，但听说此处乃是“朝廷会议大小事”之所，于是欣然前往。参观之后，他意识到这种聚集民意的办法非常合乎中国经典《尚书》所记载的理想制度，认为这样的设置“广远阔大，有非衰下气象”，评价相当之高。

令金绮秀印象深刻的，还有日本君臣上下竞言富强的风气，以及政府主导的发展经济的手段。例如，募集百姓兴建大量公用事业，既增加了社会财富，又解决了许多平民的生计问题。他还注意到，因为学校里教授的多是富强之术，以至于传统的经史之学已无人讲求。

金绮秀最关注的是日本极高的行政效率，这与朝鲜政治中习见的推诿、低效，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人对他抱怨说，每次与贵国办事，总是支离拖延，从来没有一下即决之事，而日本大臣则赋有专断之权，假若利于国家，就可断然行之。两国如此差别，导致外交出现许多困难。金绮秀无奈答道，本国制度原自如此，人人不敢自专，凡事必须层层转达才能上达天听，朝廷也不会立即决定，还要下发群臣，往复议论，许多事情就在这样的公文旅行中不了了之。即便朝廷博采众议，作了决定，这个决定也还要层层下转，当然不免耽误时日。言下对日本的行政系统十分羡慕。

金绮秀一定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日本降临。他对日本人物的印象是“一见可爱”，说他们“每见人，未言先笑”，说他们“重然诺而信行止”，还说在街面上“无论男女贵贱，日日所见，不知几万万人，而始终不见一个残疾之人，一个寒乞之人”，至于市容之壮丽，市面之清洁，更不在话下。

回国之后，金绮秀把他出使的见闻写成一本《日东记游》，详细记录了所见所闻。但是他给朝廷的正式报告却是一份简短得多的《行中闻见别单》，包括往返程途、山海风光、人物、气候街市、城郭、宫室房舍、天皇、官职尊卑、政令、俗尚功利、都会、练兵、富强之术共13条。

这13条内容绝大部分属于世俗风情之类，类同于一般的闻见记，不仅对于新制度仅以“政令专主乎信”一语了之，无论是臣民议事之所的元老院，还是赋权于大臣以便宜行事的行政系统，抑或“凡事必先定约条”的制度规范，都不见一字提及，而《别单》所下的评价——“其政令似出于卫鞅遗法”，则把日本暗比为二世而亡的强秦，甚至干脆直谓“不可长久”，其基调与《日东记游》正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简直南辕北辙。

何以身负观察之责的使臣，向朝廷报告考察结果的时候却要如此自我过滤？其原因恐怕就不仅仅是个人意识的问题，而要从僵化的政治制度对新事物的选择性接受中求之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