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有能源结构，化石燃料为主，一煤独大。这种结构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譬如持续困扰中国华北大部的雾霾。

新能源一直被中国官方和媒体寄予厚望。

毫无疑问，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新能源大国。

《全球新能源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3年全球光伏市场的新增装机容量达到38.7GW，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40.6GW，其中中国新增装机容量为12GW，同比增长了232％，接近欧洲2013年新增装机容量总和。

具体到风电方面，早在2012年中国就以6300万千瓦装机和1000亿千瓦时的发电量跃居世界第一。

表面数据好看，难掩其中尴尬。进入冬季之后，中国庞大的风电装机中，有一部分在空转，不能为投资者产生价值；而政府着力推进的分布式光伏发展计划，也备受困扰，不如预期。

新能源在中国的发展，正面临各种瓶颈。

在2014年11月26日“《财经》年会2015：预测与战略”有关新能源的夜话专题论坛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宝马汽车大中华区总裁安格、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长陈义龙、皇明太阳能股份公司董事长黄鸣、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总裁陈新华、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中国能源网CIO韩晓平等嘉宾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众嘉宾普遍认为，中国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占比过高，没有给可再生能源留出足够的市场空间。政府也没有设置一个好的机制，让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各种新能源之间，做到同步发展。

如何制约化石能源的发展，为新能源让道，破解新能源发展的种种瓶颈，已成为业内关注的重点话题。

新能源叫好不叫座

去年初，国家能源局提出，2014年中国将新增光伏装机1400万千瓦，其中地面电站600万千瓦，分布式电站800万千瓦。但是，上述发展目标最后未实现。并非国家能源局不努力——去年一整年，该局联合其他部委，为光伏发电专门出台了十余份文件，旨在开启国内光伏市场，力度堪称“前所未有”。

最终结果显示，靠红头文件并不管用。李俊峰说，应该从体制和机制上去寻找问题的根源。“瓶颈就是，化石能源没有给非化石能源留出发展空间来。”

德国2013年新增光伏装机3700万千瓦，新增风电3600万千瓦，相当于人均新增新能源1千瓦。新能源发电量目前已在德国占比超过20％，中国不足3％；中国电网规模庞大，总量超过德国8倍，但却出现了弃风限电现象。

韩晓平认为，关键是中国政府没有设置一个好的机制，让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同步发展，因此化石能源占据的空间太大。“化石能源相对更便宜，尤其是现在油价和煤价都处于下行通道中。”

近五年，中国风、光等新能源突飞猛进，获得了跨越式发展。但陈新华认为，这仅是“点”上取得了突破。看似巨大突破，但实际上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推进步骤，产业反受拖累，最典型的就是弃风限电和光伏组件商跌入谷底。应该“点、线、面”结合，推进新能源系统性发展，以解决体制机制的问题。

陈新华解释称，所谓“线”的意思，就是要让整个产业链有利可图，顺畅运转。从原材料设备制造、装机、运营、并网、输送，再到用户使用和售后服务，每个环节都应盈利。每一个点都非常重要，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出现弃风限电的尴尬局面。

而所谓“面”，就是要让所有的发电形式，必须融入到整个能源系统中，达到完全匹配。比如要实现“绿色发展”，就必须让传统能源为新能源让路，除了引入一定量的新能源外，还需要对整个电网进行智能化改造。

李俊峰直陈，“这不是电脑问题，而是人脑问题。”言下之意，即指政策制定者愿不愿意就现有体制机制做出改变。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对能源结构的政策调整，单纯重视了“点”，很少重视“线”，而在“面”上的支持政策则是少之又少。国家能源局每年出台各类电源的新增装机规划，确实推动了中国新能源装机量的飞速发展，但是也引发了不少后遗症。

众嘉宾认为，应制定一系列合理的政策，点、线、面结合，将推进新能源发展，放到整个能源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的大盘子中去。唯此，才能够造就健康产业，推动能源结构顺利转型。

谁是新能源主角

未来的中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比例会逐步下降，这一预判无人争议。现在的焦点是，谁是最合适的替代者。

风电和光伏，目前产业链发展成熟，成本逐步下降，一些体制问题正在解决过程中，是最被看好的“热门人选”。但是，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长陈义龙表示，生物质能应有一席之地。

陈义龙的阳光凯迪，已是全球最大的生物能源厂商。陈表示，公司利用农业废弃物发电，同时可以生产高品质的航空煤油、汽油、柴油和生物燃气。

在经济性上，3吨农业物质可以生产1吨高品质的生物质油品，如果每吨燃料油价格按照1000元计算，国际原油价格在70美元一桶时，阳光凯迪就可实现盈利，“也就是说生物质能已经完全具备商业化的竞争优势”。目前，虽然国际油价低迷。但从长期看，石油不可再生，价格看涨是大趋势。

不过，在座的太阳能行业人士并不同意陈义龙的看法。皇明太阳能股份公司董事长黄鸣，是太阳能的积极倡导者。黄认为，太阳能中的“光热发电”技术，已经率先突破了瓶颈。

太阳能光热发电，是利用光学系统聚集太阳辐射能，通过加热产生高温蒸汽，驱动汽轮机发电。简言之其工作原理，就是将光能先转化为热能，再转化为电能。

相比于光伏而言，光热发电可以利用盐溶储热装置，将白天吸收的太阳光热储存，并稳定输出，因而易被电网消纳。从这个意义上讲，光热发电的确突破了新能源的“间歇性”瓶颈，但其经济型仍待提高。

在“十二五”规划中，国家为光热发电制定了“2015年末光热发电装机将达100万千瓦”的目标。在未来国内能源消费结构中，为其预留了一席之地。

但是，光伏和风电的“间歇性”软肋，亦可通过对电网进行智能化改造来克服。在欧洲，新能源在电网中的装机比例高达30％，但运转顺畅，智能化电网功不可没。

众嘉宾称，德国和丹麦的电网可以通过收集历史数据，对未来的负荷和发电量进行预测，达到完美匹配，“这样的技术并不高深，但在中国却难以推行”。

随着中国分布式能源的发展，电网智能化已是大势所趋。李俊峰认为，体制机制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电脑技术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人想要去做”。

黄鸣则认为，生物质能、太阳能和风能，无论谁在未来的新能源版图中唱主角，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新能源的使用应该成为一种时尚的标签”，融入到民众日常的生活中去，这样才能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

健全碳交易机制

破解新能源的发展瓶颈，健全碳交易机制或是另一条可选的路径。

截至目前，中国的碳市场仍是区域化和分割的市场，总交易金额近5.3亿元，仅仅相当于欧盟碳市场一两周的交易量，且单笔交易金额较小。

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认为，中国若能建成统一的碳市场，会为中国新能源的产业发展，包括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提供非常巨大的资本红利和制度红利。

形成有效的碳交易市场，主要作用有二：一是真实反映化石能源的生产流通消费成本，二是能够给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激励机制。

过去30年，中国完成了产品市场改革，但要素市场改革仍在推进中。现在土地市场、能源市场、环境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并未通过市场机制，把真实的价格反映出来。

梅德文转述了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熊跃辉的一段话，称煤矸石占地，抛撒、扬尘污染，使用对健康的影响等煤炭外部成本，如果内部化，可使每吨煤炭增加使用成本200元。

但是，因为缺乏市场机制，这些外部成本很难内部化。

中国碳市场，可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的资本和制度红利。一个例子是，这些年中国风电产业突飞猛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实行了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即俗称的CDM。

这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其核心内容，是允许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消额转让与获得。超过50％的CDM项目，都涉及新能源产业，中国为此受益巨大。

梅德文介绍，欧盟从2005年开办碳交易市场以来，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欧盟新能源产业。

2013年11月，欧盟各国达成了一个非正式协议，到2020年在欧盟销售的所有新汽车，每公里碳排放，要从现在的130克下降到95克。凡是超标的厂商，要同时生产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不高于50克的超清洁汽车。

这些清洁汽车厂商的补贴，正是源自碳市场等环境交易市场。这些市场为新能源产业提供了继上市、贷款、发债等股权债权融资外的一种新融资渠道。这种碳交易模式，值得中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