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庄子》，历史上的儒道观念之争似乎在今日重现——一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振聋发聩。即便整个国家重用圣人德治天下，无非是让盗跖之流登堂入室，获得最大好处，因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圣人的治理方式最好不过是诛小盗，实则守护了大盗，故所谓的“仁义”只有在诸侯这些大盗之门才有存焉。若真如此，还不如绝圣弃智，护小盗，诛大盗。

儒道之争激荡千年，远未终结。前些时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甫一面世，便激起舆论千层浪。其观点可用一言以蔽之，政治上的世袭虽被克服，经济上的世袭依然存在。换作庄子的话，依旧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那么，可以说庄子就对吗？富有活力的经济生活和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科学，在近300年来带给人类生活的巨变，即便大盗未曾停止，民众也受益无穷。看来问题不是出在庄子对圣人之治的批判上，而是在于，是否庄子的批判就此可以全盘否定圣人之治。

历史上，儒家自西汉起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不能说读书人未能领会庄子深意，而是庄子克服圣人之治弊病的方案缺乏实践性。儒家治理固然不能令人如意，却终究是入世之道。同理，市场经济固然有缺陷，但终究是通向繁荣富有之道。因此，庄子批判的问题不是出在批判本身，而是庄子的命题还不够准确。

至少在庄子看来，圣人可死，但盗是绵延不绝的。而圣人之治固然带来大盗，却也诛杀小盗，总好过消极无为之治。惩罚窃钩者若无争议，关键点便集中在窃国者如何成侯，从大盗走向王道。诗书安邦治国听来固然不错，却仍旧有些含糊。即便窃国者不再强调暴力，而注重诗书，并不代表诗书就可以使得大盗成侯，一定要说的话，它最多可使崇尚武力的大盗变成一个高明的骗子。

这一点现代语言哲学看得非常清楚。开启了哲学向语言哲学转向的奥地利天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直言：所有哲学都是语言游戏和语言批判。当窃国者刀枪入库，推行文人治国，若是不能看到言辞本身的含糊性和欺骗性，不过是从大盗变成大骗子。故庄子的这一命题自汉武帝时期儒家定为一尊之后，仍旧在历史上为人反复提及，自然不是没有道理。而且，他的警示也有了新的表达方式。

德性治理比武力治理好，但德性治理终究建立在不稳固的人性上。因为人性终究是主观随性，若将政治治理建立在主观随性之上，其兴也忽、亡也忽就不奇怪了。

有足够眼力看到一个历史现象并将之描述出来，已属不易，自然不能求全责备。但有洞察力不等于有足够的能力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若要回答窃国者如何成王，还需要一个更为精当的设问。既然德性是一种主观随性，那么窃国者如有愿望推行王道政治，自然要回答一个问题，何种政治是客观之治。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贡献了一个现代以来最基本的哲学命题：实然不同于应然。一个事物事实上如此不等于它应该如此；你主观上想要一个事物如何，绝不等于它客观上就应该如何。史称“休谟铡刀”。

这个命题给了法学家灵感。奥地利法学家汉斯·凯尔森进而将这一命题转化为最接近庄子的命题：一个强盗说把钱交给我，同一个税务官说把钱交给我有何区别。若无区别，那么窃国者不过是比窃钩者更大的大盗而已，二者没有本质不同。窃国者若要成侯成王，必须证明自己的命令是一种有别于强盗命令的法律命令。而且，这一法律命令也有别于骗子的花言巧语、文过饰非那样，听起来很理想很梦幻，却根本无法实现。

窃国者要成王，就要推行法治。法治不是武力统治，也不是单纯的道德统治，而是一种客观的规范之治。客观性表现在，马上得天下的统治者必须时刻担负起证明义务：自己的命令是一种法律命令，而非强盗命令；真诚地推行法治，而不是虚假的言辞把戏。

至此，庄子对儒家德治的批判就找到了更为精确的表达：若诛窃钩者，窃国者需成侯；窃国者要成侯，须担负起论证义务，证明自己的命令既非巧言令色，也不同于强盗的命令。庄子选择了逍遥避世，而圣人之治过于依赖德性，二者间分明有一条中道：既非德性治理而废除武力，也非消极避世放任武力，而是推行客观的法律治理。

作者为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