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当我意识到全球经济正走向崩溃，且其危险性不逊于曾诱发大萧条的经济崩溃，我在震惊之余又满怀希望。毕竟，我们曾有过类似的经历，而且我们也曾找到减轻损失的方法。但不幸的是，决策者却将此方法束之高阁。

1929年大萧条开始后的三年半里，美国时任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的首要任务是平衡预算，并试图恢复企业信心，但最终没有成功。1933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改变了路线，采取了一种简单而激进的策略：尝试一切可能刺激需求、增加产量或降低失业率的方法，然后将行之有效的方法坚持下去。

罗斯福放弃了平衡预算的尝试，增加货币供应，并启动了赤字开支。他让美国脱离了金本位，允许政府直接雇佣工人，并为可能失去家园的人士提供贷款担保。他推动石油行业组成企业联盟，并为打破垄断引入了积极的反垄断措施。

确实，罗斯福新政的政策有时彼此冲突，有不少政策甚至适得其反。但通过尝试一切办法并推广其中最成功的政策，罗斯福最终成功遏制了经济下滑。

因此，2008年底，前行的道路似乎显而易见：实现银行资本重组、提供贷款担保、利用政府背景的住房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化解出现违约的抵押贷款，将短期利率下调至零，并利用量化宽松政策防止出现通缩或危险的低通胀，并增加赤字开支。而后，随着事态发展，强化那些有效果的政策，并逐渐退出无效或适得其反的政策。

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相反，所有方案都遭到反对。有人担心，注资银行会奖励那些应该为此次危机负责的机构。还有人担心，化解出现违约的抵押贷款会鼓励不负责任的借款机构。还有人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担忧。还有人只看好某些政策（如化解出现违约的抵押贷款以及注资银行），而反对其他政策（如扩大赤字开支、提高通胀预期）。

如今，在危机爆发六年后，经济仍未完全复苏，问题仍未解决。在《华尔街日报》圣诞刊载的一篇文章中，一向明智的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提出了一套旨在刺激需求的政策，包括增加投资税收抵免、向投资较少的企业转移税收负担。

费尔德斯坦的想法有望获得成功，而且参考大萧条的经验，上述理念绝对值得试行。问题在于，其建议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声浪。费尔德斯坦此文名为《美联储与风险的无谓调情》（The Fed’s Needless Flirtation With Danger），此文一出，反对者纷纷警告称，量化宽松可能加大金融领域的不稳定性。

费尔德斯坦也没有直接宣扬其政策，而是将其称为对其他方法“安全而有效的”替代补充。费尔德斯坦表示，他的建议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对“扩大预算赤字和国家债务的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替代补充。

其结果是费尔德斯坦对化解我们的经济困难毫无裨益。尽管他大概希望其评论能增加其首选政策被采纳的可能性，但更有可能的效果是，其将削弱对现有政策的支持，同时却未能增加对可实行有效替代政策的联盟的支持。

老实说，我自己有时也帮了倒忙。回顾2008年来我所撰写的文章，我发现自己有时也急于推进个人最喜欢的方法，而不顾可能给其他方法造成的损害。

随着决策者继续探索治愈经济痼疾的方法，我们最好记住罗斯福在引领美国走出类似危机前说过的话。罗斯福1932年曾说：“这个国家需要并且必须不断大胆尝试。不断探索尝试各种方法。如果效果不佳，必须坦白承认，再去尝试其他方法。但关键是要尝试一切方法。”

作者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助理，现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兼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