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9月开始，长江商学院案例中心与经济研究中心连续针对在校学员和校友企业进行经营状况调查，先后33次发布“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Business Conditions Index ，简称BCI），以反映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对宏观经济和公司经营的月度预期。

最新一期的BCI是2015年1月的数据，与2014年12月的50.5相比，BCI在本月升至54.9。然而，假如把时间跨度拉长至2013年12月，则可以清晰地看到BCI在此期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趋势性下滑。

具体来说，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BCI曾连续七个月下滑，2014年7月的BCI甚至跌破了50（50为指数的分水岭，以上代表乐观，以下代表悲观），其后两个月虽有反弹，但年底又滑至接近50的低水平（见图1）。

2015年1月的BCI虽反弹至54.9，但与2013年12月的69.6和2014年1月的61.9相比，差距一目了然。BCI的下滑表明中国经济增速整体趋缓，这与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发布的最新经济数据形成呼应，也进一步解释了受调查企业的经营、利润和管理预期是如何具体呈现中国经济的增长放缓。

总体上看，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企业经营状况数据均维持在我们指数创建以来的低谷位置。三年多来，我们调查的样本企业，包括200家长江商学院在校学员和校友的所属企业，这些企业涉及20个省区市，跨越13个行业，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制造业企业。最新的调查表明，这些企业的高管们对未来的经营环境态度谨慎，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风险尚未消除，经济结构还需要在市场压力下继续调整。

趋势性下滑的BCI

我们发布的BCI，由四个分指数以算术平均的方式构成，分别为：企业销售前瞻指数、企业利润前瞻指数、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和企业库存前瞻指数。

数据显示，上述四个分指数本月实现了全面反弹。销售前瞻指数由2014年12月的69.1微升至69.9，企业家对未来六个月的销售预期依然向好；企业利润前瞻指数从12月的53.8升至58.1；企业融资环境指数为41.7，比2014年12月的41.4有所上升，不过该指数长期低于50，上次该指数超越50还是2013年6月的事；最后，上月大幅下跌的企业库存前瞻指数本月收复了大部分的失地，达47.1（见图2）。

不过，就像前文所述，回顾过去14个月（2013年12月至2015年1月）的BCI数据，其总体上的下滑趋势是毫无疑问的，这与目前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整体感受保持一致。2014年中央政府制定的GDP增长目标是7.5％，2015年1月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是，全年中国GDP增速为7.4％（这是过去24年以来的最低值），差一点实现既定目标，但差距并不大，市场也不意外。

市场认为，2015年中国GDP增速可能会进一步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早在2014年10月就发布报告认为，2015年中国GDP增速将放缓至7.1％。IMF认为，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信贷增长放缓持续影响投资，同时房地产发展持续滞缓。而到了2015年1月20日，IMF又调低了自己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由之前的7.1％调至6.8％，而其对2016年经济增速的预测仅为6.3％。相比于2007年14.2％的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如今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早在2014年初，中国政府就意识到经济增长可能疲软，因此加大了投资力度。根据媒体报道，截至2014年11月末，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项目总额近1.2万亿元。

此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未来20年保持8％的增速是完全可能的，但他也强调这个增速的前提是深化改革，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为此他曾主张，除了几个军工企业，其他领域都应该全部放开，完成市场化改革。

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依然采取了过去促增长的老办法，即加大投资力度，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希望以此来提振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无论是看好还是看衰中国经济的人士，大多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依然可观。

但要充分释放潜能，将中国的人均收入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尚需通过改革来推进能提高经济效率的新一轮体制创新。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并非加大投资，而是要在降低投资率的情况下通过释放新一轮改革创新的红利，改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提高居民消费和生活质量来获取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

压力之下也有乐观迹象

除了长江商学院BCI之外，我们还在问卷中询问了企业对成本、价格、投资和招工情况的预期，并由此形成了以下与长江商学院BCI并列的指数。细看这些指数的变化，我们更容易看清中国企业面临的现实压力以及压力之下的某些乐观迹象。

2015年1月份，受调查企业的用工成本前瞻指数有所上升，从上月的88.3升至89.1，总成本前瞻指数由84.3升至85.7（见图3）。企业成本端的指数长期处于高位，显示中国经济正处于巨大的转型中，劳动力成本和企业经营总成本的快速上升，正在加速消磨中国一度成为优势的低成本制造模式。

随着成本不断上升，一些低端的制造业必然会转往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届时中国将面对两种可能：要么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要么是陷入经济停滞。换句话说，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在于是否可以培养出足够多的、和市场适配的高素质劳动力。

消费品价格前瞻指数在2015年1月出现了小幅下滑，由上月的53.9降至本月的51.8，还在50的荣枯线以上，但非常接近。

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2014年12月的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速为1.5％，2014年5月以来该指数连续下跌了六个月，直到12月才出现了微幅反弹。根据我们的调查，消费品价格前瞻指数最近两年虽有起落，但假如将2013年的数据与2014年的数据相比，则可以清晰地看到，2014年的数据在整体上明显低于2013年的数据。换句话说，企业家对价格上升的预期出现了明显的减弱。

中间品价格前瞻指数在2015年1月继续下跌，2014年11月与2014年10月相比，该指数下跌了7.9，2014年12月与2014年11月相比，又下跌了10.1，2014年12月与2015年1月比，又下跌了4.4，目前该指数仅为28.1，这表明工业品价格非常低迷，产能过剩的情形没有实质性的改观，甚至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恶化。根据官方数据，2014年12月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为负的3.3％，跌幅在扩大。官方的PPI长时间为负数，上次为正数还是2012年2月的事。

无论是官方数据，还是我们计算所得的价格前瞻指数（消费品价格的状况相对好一些，但在趋势上也不乐观），都表明目前的中国经济存在一定的通缩风险，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通缩预期将会加重企业的债务负担，增加其经营困难，也会降低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与之相联系的是，很多银行贷款可能会因此而转为不良资产，这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通缩的态势得以持续，金融机构将更加惜贷，债务问题将有持续扩大的趋势，这是中国经济在当前和未来几年必须应对的系统性风险。

也有略为好一些的信息。企业招工前瞻指数由2014年12月的65.7升至2015年1月的69。企业投资前瞻指数由上月的68.9微跌至本月的68.2，虽有下跌，但仍处于高位（见图4）。这两个指数长时间表现上佳，这无疑会让人对中国经济保持一定的乐观情绪。无论中国企业面临何种困难，譬如成本上升、库存增加或产能过剩，但它们依然在投资和招工。增加投资意味着企业家对未来看好，招工则表明经济增速放缓并未带来就业的大问题，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将全面危及就业的说法，还缺乏证据。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判断企业行为，我们会发现企业持续扩大规模的乐观情绪也可能来源于企业对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理性预期：企业家们从多年的经验中领悟到，宏观经济形势越差，政府推出宏观刺激政策的概率就越大，力度也会越大。

在宏观形势不太好的时候，小心谨慎地控制规模、准备过冬的企业常常会在政府大幅推出强有力的刺激政策时措手不及，屡屡踏空，而坚信政府会及时救市的企业反而成了刺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企业在这种理性预期下的行为，虽然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是理性的，但是这个预期一旦成了市场的一致性预期，引导大部分企业有恃无恐地增加风险投资，拉大财务杠杆，结果反而是为将来更大的危机埋下种子。

最后是企业竞争力指数，该指数衡量企业在该行业所处的地位，指数越高，其在该行业中的地位越高。2015年1月该指数为68.9，比上月68.1有所上升，继续维持在高位。由于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长江商学院的校友企业，因此这表明所涉企业的状况好于所在行业企业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目前中国企业的整体运营状况，应该比我们数据所显示的状况要差一些。

即使从我们调查的数据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的下行风险依旧存在。对于民营和中小企业来说，“融资难、库存大、成本高”这三大问题给企业运营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虽然央行降息可以缓解融资压力、降低通缩风险，对复苏实体经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于企业自身来说，更要借力于此，主动、加紧向效率更高的生产型或消费型服务业转型，在投资上审时度势，分散经营风险，并对政府持续出台的各种经济改革政策做出及时的反应。

作者为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案例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