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全球货币体系主要是以美元为基础运行，因此当国际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时，美元就成为了全球流动性泛滥、造成危机的首要原因。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具有印刷美元的绝对权力，在金融危机后为了尽快实现复苏，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大规模流动，对很多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调控造成了很大影响。由此，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改革就成为了当今世界一个重要的全球性议题。

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思路。其具体建议是，逐步扩大IMF在1969年创立的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并最终取代美元。这其中包括了建立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推动SDR在贸易、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中计价，创立以SDR计值的资产以及完善SDR的定价和发行。

加入SDR的意义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其创设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国际流动性不足以及打破美元的国际货币霸权，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早期尝试。SDR本质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IMF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IMF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

SDR的成份货币和加权比例每五年调整一次。最近的一次审查是在2010年。鉴于当时美国次贷危机不断发酵以及欧债危机的蔓延，国际社会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认识不断加强，扩大SDR的作用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重点，因此2010年对SDR审查时，首次考虑加入新的货币。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把人民币纳入SDR的呼声甚高。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尽管IMF考虑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但由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程度无法达到IMF的有关标准，所以最终未能入选。目前SDR的篮子货币以及占比分别是：美元41.9％、欧元37.4％、英镑11.3％和日元9.4％。

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将对SDR篮子货币构成进行五年一次的例行审查。我们认为，中国应积极推动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具有战略意义。目前，IMF仍然是最核心的国际组织之一，在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上面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人民币加入SDR本身就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可以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二是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使用和交易。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得到了官方认可，IMF所有成员国的央行将通过持有SDR，自动获得人民币敞口，相当于有了国际机构的背书。这将促使全球投资者和各国央行进入人民币市场，推动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和资产配置。

障碍与基础

当前人民币加入SDR主要面临技术标准和政治两方面的障碍。从技术标准看，加入SDR货币篮子，一方面要求货币发行国在过去五年内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位居世界前列。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2％；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占全世界贸易量的12％。显然，人民币已满足第一个标准。但另一方面IMF又要求货币为自由使用货币，即在国际交易支付中被广泛使用、在主要外汇市场上被广泛交易。从这一点看，目前面临一定的技术障碍，人民币还不是完全可兑换货币，也无法做到完全自由使用。从政治角度考虑，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美国在IMF所占的份额仍然高达17％，是IMF成员国中唯一对若干重要事项拥有否决权的国家，但调整SDR篮子货币只需70％以上即可，不属于美国能否决事项范围。不过，美国的态度也是人民币能否纳入IMF的SDR货币篮子的关键因素，但金砖国家银行等新机构的建立及相关声音也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倒逼。

尽管面临一定的困难，但自2009年人民币开始在跨境贸易中进行计价结算以来，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认可度不断提升，为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货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使用范围广泛。目前人民币已实现和欧元、日元、英镑、澳元、新加坡元、新西兰元、韩元、卢布、林吉特等货币直接交易，并成为全球第九大外汇交易货币。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方面，2013年全年累计达4.63万亿元人民币，2014年前三季度达4.82万亿元人民币，其中15.6％的货物进出口贸易是使用人民币结算的。人民币在全球常用支付货币中居第七位，占全球支付总额的1.57％。

其次，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具有广泛的国际支持。蒙代尔等经济金融界领袖人物早在2010年SDR成份货币调整时，就呼吁IMF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IMF前总裁卡恩在任时曾希望人民币能被纳入SDR货币篮子。现任总裁拉加德也表示，人民币将在适当时候被纳入SDR货币篮子。法国、俄罗斯、德国等一系列国家均表态支持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

最后，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目前SDR在国际储备资产中所占比重仅为4％，而篮子中的货币种类全部来自于发达经济体，其重要性和代表性较差，不能反映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的真实情况。由于中国经济和贸易在世界中的重要地位，人民币的加入无疑会提升SDR的代表性，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这将改变美欧垄断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格局。

突破策略

人民币加入SDR的确面临一些困难，但这并不构成实质性的障碍，未来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伸张规则的变通性和灵活性。人民币要想成为SDR篮子货币, 需要消除一些人为制定的规则障碍和误区。“自由使用货币”的规定就是需要伸张的重点。

从历史看，1974年7月IMF改用16种货币作为定值标准时，很多并未满足自由使用货币的要求，甚至有些篮子货币也不是IMF协定第八条款规定的可兑换货币。也就是说, 成为SDR 篮子货币并不必须是所谓的自由使用货币。从技术上看，IMF所谓的自由使用规则对人民币的最大限制是，假设成员国拿到了人民币能否与其他货币自由兑换，即人民币可否作为国际清偿手段。实际上由于人民币币值稳定，因此成员国会比较容易就能把人民币用出去。如上所述，一些国家的央行已经开始对人民币进行投资和储备，表明人民币在实际使用中并不存在兑换的问题。

第二，加强汇率改革。一旦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如果人民币汇率呈单边升值走势，其结果会导致SDR对主要货币走强。这势必会增加以SDR 计价债务的偿还成本，增加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如果汇率持续贬值，则会影响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和影响力。为此, 我们认为，应该继续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尽快实现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调整，促进币值稳定。

第三，加强新兴市场之间的国家合作。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其基本的利益一致，具有相同的利益诉求，具有合作的优势和基础。中国应该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实际上，即使按照自由兑换的标准进行审议SDR篮子货币，其需要的投票权为70％。换句话说，只要能争取到更多国家的认可和同意，达到这一要求的可行性是存在的。作为多极化力量中的一员和金融合作的主导者，中国应考虑促成发展中国家形成一致的声音，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从而在人民币加入SDR过程中赢得更大的合法性和支持。

第四，多渠道开展和IMF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与IMF的合作，支持SDR发挥更大作用，是人民币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我们认为，可以向IMF提供人民币贷款或购买其发售的债券，同时积极鼓励IMF发行人民币债券，让人民币发挥更多的国际货币的作用。探索签订人民币与SDR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保证人民币能够与其他可兑换货币一样在SDR框架内发挥自由使用功能，为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货币打牢基础。

第五，应积极推动SDR定值的改革。从目前的情形来看，SDR的定值仅仅依靠四种货币，美元在SDR中的权重依然很大，这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依赖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资产的局面，也使得SDR要削弱美元优势地位的目的难以实现。因此，人民币加入SDR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促进SDR在定值上更加公平和有效率等问题，为未来人民币在SDR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好铺垫和准备。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即使2015年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也只是意味着其在走向国际储备货币的道路上跨出了关键一步，但距实质的国际储备货币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与此同时，SDR目前还不是实质意义的货币，当前使用途径相当有限。我们应该积极稳妥地、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要为了换取加入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效果的SDR篮子货币，而打乱改革的节奏。

李建军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宗良为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