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人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发生了根本变化，诗人和作家极力想撇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表现普遍人性的善恶。但在古代人眼中，政治生活恰恰是演绎善恶的广阔舞台。就像莎士比亚作品中对政治的大量描写，东欧文学的主题实际上正是回归古典传统：再现人类的美德与罪恶。

“二战”后，捷克官方文学的创作原则一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世纪60年代初，审查制度有所松动，各种现代派艺术的存在重新得到允许，如超现实主义、抽象派诗歌。在缺乏自由的社会，文学成为自由的避护所，作家们在其中开始寻找个人在世界和历史中的位置。他们不再思考怎样改变这个世界，而是思考怎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那就是追求道德和文学上的真实、责任。

这些作家包括赫拉巴尔、昆德拉、哈维尔、克里玛、瓦楚利克和科胡特。后者是小说家和戏剧家，1928年出生于布拉格。他的经历可以说代表了现代捷克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路，由最初对乌托邦理想的信奉转向幻灭和怀疑。从查理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开始发表诗歌、电影剧本和喜剧剧本，并以歌颂现实为主。不过，他很快认识到斯大林主义脱离捷克的实际，成为上世纪60年代一位著名的改革参与者。

196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许多作家发言抨击官方文艺政策，科胡特也在会上朗读了索尔仁尼琴在苏联作协大会上散发的公开信，信中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这封信被视为苏联集团作家“文学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它不是文学形式的革命，而是一场以文学为武器批判极权的革命。

布拉格之春后，科胡特的剧作和小说遭到禁止，他与几位演员组织了一个客厅剧场，偷偷演出他所改编的《麦克白》，捷克出生的英国著名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的《道格的哈姆雷特，合谋的麦克白》便是受此事件的激发。科胡特的批判武器是剧场，从1952年至1990年，他一共写了45部戏剧，其中最有名的是《贫穷的杀人犯》，取材于俄罗斯作家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思想》。像布莱希特一样，科胡特喜欢改编其他作家的题材，按他的话说，他的创作是在给两个维度的原作加上第三个维度。

剧作《如此爱情》是关于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恋情，女人最后自杀了。随着法庭对人物动机的调查持续深入，“罪”与“无辜”的概念变得模糊，观众越来越难以对人物行为使用这两个绝对的语词。根本的问题是，谁是这场悲剧的罪人？谁能够判断“罪”与“无辜”的界线？这在一个声称已经掌握绝对真理的国家，无疑是很大的挑战姿态。剧作满足了观众的隐密希望，他们想看到生活的多元答案，证实被预言的唯一历史进程实际上只是一个幻觉。

小说《白书》是一部关于荒诞的编年史，一位体育教师发现自己突破了万有引力，能够悬浮在天花板上，但由于政府不能容忍这种挑战科学的异端行为，他招致国家机构和精神病专家的攻击。科胡特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反讽，描写了这位体育教师在21世纪的历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所有年轻人都站在体育教师一边，一份小册子回忆起1968年5月的日子，布拉格的青年们在怀念15世纪宗教改革的烈士胡斯，接着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体育教师被移交给一位精神病专家。当他出现在2000年时，他已经彻底改变，只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引用牛顿的公式。

《白书》表现了一种困境，作者用玩笑来抗议一个政权，而这个政权对此的反应却毫无幽默感。一位捷克记者这样评价此书：“科胡特不仅描写了社会主义非现实主义的荒诞，而且描写了他不得不与此共存的这种荒诞。”1977年，由于科胡特与哈维尔等人共同发起签署“七七宪章”，他也因此成为秘密警察“清洁行动”的重要目标之一。

行动目的是迫使知识界的意见领袖离开捷克。那以后，科胡特不断收到秘密警察的恐吓信，另一些秘密警察则装出善意的样子，极力劝他出国。秘密警察甚至还在他的花园里撒下氰化物，毒死他家的宠物狗。1975年，科胡特获得奥地利的欧洲文学奖，并于次年赴维也纳访问，政府趁机拒绝他返国。自那以后，他便一直在国外流亡，成为一位奥地利作家，但其作品却始终与捷克的生活相关。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