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近代以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当人类的智慧和理性被用来创造互相毁灭与奴役的手段达到巅峰之时，也正是我们反思现代制度与现代“文明”的开始。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已经走出了固步自封的时代，变革将成为中国的主题。在改革中创造新的政治文化与国际秩序，共同创建东亚地区互相依存而非恶性竞争、更具人文精神而非工具理性的共同家园，也将成为包括欧盟在内的世界各大政治实体所聚焦的主题。

两种秩序的冲撞

直到17世纪中期，由于地缘与文化的原因，东亚地区的众多政治实体都与中国保持着一种被称为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藩属国定期以朝贡的形式对宗主国进行访问，汇报事务与商品贸易。这是一种相对灵活的权利义务共同体，在共同的文化关照下，藩属国实行自治并且承担维护地区稳定的责任，而宗主国则有义务对属国提供安全保护及内外部争端与冲突的调解。在这个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际秩序中，日本也派出11个朝贡使团前往中国。直到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这种关系才被中断。

从明代末期开始，日本进入德川幕府的统治时代。整整200多年间，幕府实行锁国政策，闭关自守。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活跃于东亚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日本的耶稣会信徒则遭遇严厉镇压。

这是一幅熟悉的画面。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谕旨沿海各省，西洋商船只许在广州虎门停泊贸易，浙江海口、宁波、厦门等地，禁止外商贸易。两年后，清朝准行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颁行“防范外夷规条”，对外商在广州的贸易、居所、出行等行为做出严格的规范，康熙、雍正朝以来一系列对传教、贸易的限制规定，清朝也进入了今人称为的“闭关锁国”时期。

在同一时期的西方，引起整个欧洲各诸侯国参战的30年战争进行到尾声。1648年， “威斯特法利亚和约”被签订。和约承认，世界是由独立自主的国家组成，国家之间主权平等，在国家之上再无更高权威。每个国家对其领土拥有合法主权。这样，罗马帝国的境内众多邦国便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神圣罗马帝国至此轰然坍塌。从此，欧洲历史的主体发生重大变化，民族国家陆续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1689年英国通过“光荣革命”而确定君主立宪政体，颁布《权利法案》，1776年美国独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使得民族国家这个全新的政体形式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宰。1815年，随着拿破仑被囚禁，欧洲列强通过维也纳会议重新安排了欧洲秩序，并且在欧洲境内一致同意废除奴隶贸易，建立欧洲协调合作架构，使得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法体系开始确立。

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西方社会的政体结构与政治文化也发生革命性变化。自由、平等、权利等现代价值逐步得到确立，政权的合法性开始建立在个人权利与契约论的基础之上，宪法、议会等民主政体成为政府管理的主要形式。然而，“文明世界”开始将征服的目标投向欧洲之外，投向以中国为中心、以宗藩体系为秩序的东方世界时，他们携带的是另外一套价值与规则，将自由、平等、权利等现代价值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而对外尤其是对东方、非洲、拉美广大地区人民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价值边界与双重性价值标准，成为近代以来东西方社会交往过程中激烈撞击、东方社会遭受血泪史的最重要根源。

工业化的西方列强，执着地在世界寻找新的资源和市场。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使团、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均遭到挫折。在这种不断的“访问”试探中，采取武力打开东方之门，成为列强的共识。“鸦片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

然而，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体，最大的敌人往往是其自身。不同的应对之道与反思深度，决定了这些传统国家在遭遇侵略时命运的巨大差异。

1840年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虽然引起清朝的朝野震动，但随着列强战舰的离去，道光皇帝和办事大臣感到的是一种解脱式的轻松感。对于中美、中法条约中预留的12年后续约的伏笔，清朝从未认真地做准备。这正是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1856年，当英、法、美三国公使共同要求修订条约，提出更多要求的时候，咸丰皇帝的指令是一定要维护《南京条约》等“万年合约”的各项协议，禁止提出其他要求。仅仅过了十几年，鸦片战争失败的屈辱感已经一扫而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迫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十几年后成为朝廷坚守的底线。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了清朝首都北京、野蛮焚毁抢掠圆明园，清朝被迫签订屈辱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后，才换来了第一个专门处理对外事务的机构——总理衙门的设立。总理衙门附属的同文馆和总税务司两个机构，才开始翻译引进西方科学与学术著作。1864年，由曾经担任英法联军翻译的传教士丁韪良领衔翻译的西方国际法著作《万国公法》完成出版，中国人才开始学习了解西方世界的游戏规则。

同年7月，新任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乘一艘战舰抵达天津附近准备进京上任，发现大沽口有三艘丹麦商船，由于当时正值普鲁士与丹麦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便下令俘获丹麦商船为战利品。总理衙门根据《万国公法》中有关国际法的知识，认为这种将欧洲战争扩大到中国“内洋”的行为为非法。所以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拒绝接纳李福斯作为公使进驻北京。最终李福斯不得不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了1500块洋银的赔偿金。经过这些事件，中国也开始学会用这套规则维护国家权益。总理衙门当即印发300部《万国公法》给各省当局。中国进入了西方国际法与传统宗藩体系并存的外交时代。

在这种亦步亦趋的改变中，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初步建立了基本工业基础，近代军事工业也在步履蹒跚中现出雏形。就在洋务运动在各种艰难阻碍中取得初步成就之时，东亚的近邻日本已经成长为一只工业巨兽。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时上陈的著名《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对中国当时面临的几大敌人做了粗略的分析，排在第一位的是被称为“心腹之患”太平天国，第二位是“肘腋之患”的俄国，第三位是“肢体之患”的英、法等国。谁都没有预料到，在短短二三十年后，日本成了中国最大的祸患。

日本“脱亚入欧”

1853年7月，日本发生“黑船来临”事件。日本学者们大多数希望日本能吸取鸦片战争的教训，不要与美为敌。一年后，佩里准将如约而至，《美日神奈川条约》签订，英国、俄国、法国、荷兰闻讯而来……日本被迫向西方开放。在所有的这些条约中，贸易最惠国待遇、关税由西方控制以及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款，都被自动适用于各列强。这表明西方国家将日本归为“不文明国家”，这使得传统上将西方人视为野蛮人的日本受到极大刺激。愤怒的人民将失败的原因归因于幕府的腐朽统治，各地掀起反对幕府统治的运动。1868年，幕府的最后一位将军庆喜宣布“奉还王政”退位，日本开始了奋起直追的明治维新时代。

明治天皇睦仁登基时只有15岁。从封建领主手里夺回王权，建立统一中央政府，其建立法统、政权合法性的唯一路径就是：维新。改革开放，向列强学习，从而使得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而在列强环伺的世界争得一席之地，甚至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是其最终目标。 从1868年4月开始，明治政府开始在土地、财政、废除封建等级以及政治、军工、工业等领域的大规模改革，在短短几年内，建立了邮政、电信、铁路等现代工业的基础。1869年将首都从京都迁往江户，改名东京。1889年2月11日，由伊藤博文主持起草的《宪法》公布。这是西方世界之外第一部完整而正式的宪法。宪法公布的日期经过精心选择，根据日本典籍《日本书纪》的传说，日本国家形成于公元前660年2月11日（中国春秋时代周惠王十七年），这日期与宪法本身都成为创造日本现代神话的机制中的一环。

推动变革的主要力量是一股凝聚在政府周围具有坚强意志与卓越能力的中下层武士与知识精英。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松方正义、井上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的名字与维新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幕府的衰落，导致日本社会中武士阶层的没落。社会上产生了一批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与文化知识但毫无地位与财富的精英。他们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但日本没有科举制，儒学从来不是获取官职的工具。因而日本的儒士具有果决的行动力和奉献精神。著名的“尊王攘夷”思想家、来自长州的武士吉田松阳，在美国海军第二次抵达日本逼迫日本开国之时，率领弟子潜上美国军舰，试图偷渡出洋，“通宇内形势，探知其实情”。曾四次出任首相的伊藤博文11岁时就被一个低级武士家庭收养，他因为1863年火烧英国使馆而声誉大著，被封为武士。正是这批社会底层的精英人士构成了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

但是，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存在重大差别。日本在接受儒学的过程中，捐弃了宋明以来理学关于天理与社会秩序的理论，更强调纲常伦理和等级秩序的维护。实用主义是其选择接受儒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日本儒学则强调绝对的忠于上级，强调儒家道德伦理中对君主的“忠”、“孝”观念，对家庭的敦睦、礼仪，建立了服务国家与天皇、“刻苦奋斗”的意识形态。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对国民的精神道德进行规定：“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等使用古文表述的儒家伦理道德准则，被要求所有学生都需背诵。一个建立在立宪政体与尊君敬业的道德准则上的新型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正是这种思想背景与当时西方社会殖民思想的结合，发展出了日本独有的军国主义思想。

如果说几十年前马戛尔尼访问乾隆的时候，打算向中国推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自由市场思想的话，几十年后西方再次进入亚洲的时候，他们兜里揣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一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思想与殖民主义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19世纪中期以后世界上最为流行的社会理论。对弱小国家的武装掠夺被“进化”与“自然淘汰”理论包装为正当行为，掠夺者被称为“适者生存”的幸运者。有统计表明，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总共出版至少37部斯宾塞的著作。1892年，甲午战争的前夜，检验明治维新发展成效的关键时期，议会书记长金子坚太郎专门前往伦敦拜会了在西方声名显赫的哲学家斯宾塞，就日本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8月26日斯宾塞又专门回信一封，郑重地告诫日本应当尽可能保持与美国、欧洲等国的距离。并提出在居留、贸易、矿山等方面应当对西方人进行严格限制，他特别指出：关于是否允许日本人与外国人通婚的问题，他写道“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应当被坚决禁止”。因为“这不是一个根本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生物学问题”，“有生物学证据表明，长期来看，不同人种间的杂交只会带来不可避免的退化”。末尾，斯宾塞以重申第一句话结束了这封信件：日本人应当尽量与其他种族保持距离。

斯宾塞要求这封信在其有生之年不得解密，因为他不想引起他的英国同胞们的愤怒。1904年1月18日，斯宾塞去世40天后，《泰晤士报》刊登了这封信的全文。

显然，这封信一旦见报，立即引起了英国人的愤怒。这封信彻底暴露了所谓“文明国家”的对外扩张过程中所秉承的生物学伦理，权利和自由的外衣下面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思想基础。这种双重标准正是日本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上所学到的第一课，以别的民族为工具实现自己的扩张梦、推行日本人种优越论是其大陆政策、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本质。

“日本有意与中国和韩国相区别，是用西方现代化标准将自己定位于现代民族国家，但骨子里是认为日本比中国和朝鲜优秀，要争东亚霸权。也就是说，日本一方面高叫要脱亚，而实际上是要征韩、征华，称霸亚洲”（金观涛语）。所以在甲午战前日本政府极力渲染对于中国的战争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这表明，经过20多年的维新运动，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思想文化，日本已经完全按照民族国家的模样将自己改造成了一个外黄里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唐德刚语），实行几十年的“脱亚入欧”政策取得了“成功”。

两种制度的较量

120年后，我们再来观察甲午战争，对于期间所涉及的武器、装备、技术、战术等等具体过程，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历史的进程为我们提供了以长时段和全局的视角来关照这一东亚近代史上最为剧烈的一场战争，综合反观甲午战争及其深远影响，正是历史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教益。

明治维新后改革官制，先是设立教部、宫内、外务、民部、大藏、兵部、刑部七省，四年后废除兵部，增设陆军、海军两省，标志着军队建设的急剧扩大。1878年，日本设立参谋本部，直接隶属于天皇，内阁无权干涉参谋本部的用兵、作战事务。在此后的不到15年中，日本四次改革兵役制度，为全民总动员式的总体战军事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1874年起到甲午战前，日本建成拥有大小军舰31艘、鱼雷快艇37艘，总排水量在5.9万多吨的大规模近代海军。日本周边海岸划分为五个海军区，建立了完整的海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举全国之力增加军费支持军备扩张，到1892年军费预算占到了全国预算的40％以上。除此之外，还多次发行海军公债，号召全国各级官员将薪俸的10％捐出。天皇睦仁多次下诏节省宫廷开支，每年从皇室开支中节约30万元划拨海军。

同一时期，反观清朝的海军建设却一波三折，步履艰难。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领海，列强入侵都是从海上而来。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30年间，除了魏源等少数有识之士的无力呼吁外，中国从未在海军方面有所建树。1874年日本侵入台湾、次年入侵朝鲜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脱离中国藩属，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才决心建议朝廷发展海军。朝廷接受驻英公使对英国海军有所了解的薛福成的建议，决定建立北洋、南洋、闽粤三支海军分别守护黄海直隶、东海江南、南海广东，实际上分为三个海军防区。从1875年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赴英订购第一批军舰起，到1889年，北洋舰队共拥有舰船25艘，排水量4.5万吨。其中最重要的主力战舰是建造于1881年从德国订购的定远舰和镇远舰。根据当时世界海军年鉴的统计，清朝的海军力量排名世界第八。

但是，19世纪末期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急速发展时期，技术革命日新月异。而清朝的海军建设则由于经费一再被克扣甚至停发而被迫终止，1889年以后海军再未添造新舰。中国海军的舰艇无论从航速还是火炮威力上，都落后于同期的世界海军。1892年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设计建造的当时最先进巡洋舰完成下水，日本第一时间完成购买，命名为“吉野号”，成为日军旗舰。

然而，科学与技术虽然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技术从来不会孤立地发挥作用。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以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曲折顿挫，其深层原因是对人和制度的拷问。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不仅促使清朝下决心建立海军，也促使清朝向日本派驻外交公使。近代国际关系中，外交使团不仅担负着修好、交涉、护侨等使命，也承担着了解对方“风土人情、各国事机”的任务。从1877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中国共向日本派驻六任公使。其中第二任公使黎庶昌在1881年至1990年间两次出使日本，这一时期正是日本扩军备战最重要的时期。黎庶昌及其随员姚文栋等人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向总理衙门和李鸿章递交有重要报告。其中特别对日本从天皇到政府大力支持建设海军、日本海军军舰的数量有详细的汇报。黎庶昌电函说：“观日人办事，狡猾精能，实在意大里等国之上。肘腋之下，盈盈带下，与国为邻，彼闲暇而我多事。中日两国积疑已久，恐其决裂，不在琉球，而将在高丽。”准确地预言了日本的战略动向。而第三任公使徐承祖于1884年抵达日本后，第二年便通过极为隐秘的渠道获取了日本内阁会议的重大情报。正是通过此次会议日本议定下了十年后对华用兵的战略决策。会议讨论了征服朝鲜和中国的问题，最后形成的意见是：虽然中国刚经历了中法战争，决定整顿陆海军，但是中国万事看上去“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所形容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则催其速强也。……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决定等待日本军费充裕后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时则不可妄动”。这个报告由伊藤博文汇报给天皇，这也正是日本开始大力节约经费建设海军的开始。

对于日本扩张战略的认识反映到清朝的中枢决策机构后，并未引起当局充分的重视。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政治势力并不会从长远的战略来考虑政策与措施。他们更重视眼前的利益和危机。原定每年400万两的海军建设军费，经过层层克扣到达北洋海军手中时只剩下120万两不到。并且1889年后干脆就停止了拨款。所以当1894年日本按照十年前定下的方针放手一搏的时候，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却显得惊慌失措，这正印证了伊藤博文的预言：又睡觉矣。

反观日本，从官方到民间，甲午战前形成了对中国侦探、考察的大潮。日本参谋本部有计划地派出各种间谍小组前往中国获取情报。被称为“中国通”的荒尾精等人，以汉口“乐善堂”药店为掩护，四处建立分支机构，在上海建立的情报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了大批对华间谍。其中，宗方小太郎等人潜往天津、威海等地，获取了中国海军船只、火炮、兵员等机密情报，回国受到天皇的接见与嘉奖。对华情报工作汇总而成的《日清贸易全书》达到2300多页，大大地鼓舞了日本侵华的信心。

处于战争前夜的中日两国，其决策体系的差别如此巨大，战争的后果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从1894年7月25日日本偷袭中国运兵船导致700多名中国水兵牺牲、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到1895年2月11日（正月十七）威海卫军港被日军围攻，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刘步蟾等多位高级将领殉国，期间经历陆战、海战多场，清朝海陆军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奋勇反击，其勇气与壮烈连外国雇员和记者都为之动容。出身于福州船政学堂一期、担任各主要舰艇舰长（管带）的14位海军军官，有一半以上为国殉难。但是，战争甫一结束，清廷一边在谈判和约的具体内容，另一边则将失败的责任推到指挥官兵的身上，甚至开始调查丁汝昌等将领莫须有的“通敌投降”的责任。一周后的2月19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三名清国海军将领自杀殉国》的消息：“在战争中他们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大清国的人民引以为傲。他们向世人展示出：在四万万清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这种表现难能可贵，因为大清国官员的一贯的行为准则就是：为了金钱可以出卖国家，同时保证自己不受伤害。”

实际上，战争即将开始之初，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中将通过一艘英国舰船将一封书信带给与他有着深厚交谊的老朋友中国海军司令丁汝昌。这封信写道：“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信中历数清朝种种腐朽不堪，自言出于个人友谊，不希望丁汝昌在这无谓的一战中同归于尽。希望他能来日本寄居，等待着清朝“维新之时”的召唤再为国效力。丁汝昌拒绝了邀请。临死前命部下回信，只要求伊东佑亨攻入军港后不要伤害士兵和无辜的人民。这封书信言辞恳切，对清朝政府的批评尖锐深刻。甲午战后，许多致力于改革维新的中国士大夫都为这封信所感动，也增加了自强维新的决心。

根据日本报纸《朝日新闻》1895年9月29日的报道，日本政府责成桥本清氏、中村新助氏、小野隆太郎氏三家公司将沉没在威海卫军港的定远号、靖远号、来远号打捞解体拖回日本，晚清以来一代志士仁人梦想的巡弋于海洋之上的海军之梦就此烟消云散。

变革时代的来临

“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场众所周知的深重灾难。但是，其深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当初发动战争的日本和在一旁推波助澜的列强甚至疲于应付的清朝自己的想象。

甲午战前的几十年，中国虽然在与列强的交涉中屡次惨败，各项国家利益和主权损失严重，清朝也在亦步亦趋地进行着有限度的调整和改变，但是整个社会在看待列强及其所带来的坚船利炮、科学工艺等事物上，依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文化与道德优越感。士大夫精英阶层认为西方列强贪婪地四处掠夺并且屡屡得逞，既无正当性也无合理性。中国的礼仪道德依然是超越列强“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强盗逻辑的大经大法，中国仍然是世界的道德中心。中国的失败只是统治阶层不习时务，缺乏经世致用精神而导致。只要引进并学习西方的火炮与军舰、工艺与技术，清朝即可与列强抗衡。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进行展开。

中国曾经是东亚大多数国家的宗主国，因此面对列强的残酷侵略，也承担了最为沉重责任。列强的所有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中国，这为日本等国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条件，日本正是在中国的庇佑下获得了成功。历史学家肯尼斯·汉歇尔深刻地指出：“日本幸运地被允许以自己的步调、自己的方式向外国学习。19世纪的西方列强对殖民日本不真正感兴趣。他们在其他地方有较好的选择——古老的中华世界。”

但是，甲午一战，彻底摧毁了中国士大夫的这种道德与制度自信。同为东亚儒学化国家，也具有相同的被侵略的经历且向来被认为勤于中国文化中汲取滋养的东亚邻邦，在全面采用西方制度之后，只用了短短30年不到的时间就一举打败了这个千年帝国，以至于人民涂炭，领土割裂，其震撼不可谓不大，其痛心不可谓不烈。从此，中国社会中维新变法、革命思潮才开始浸润蔓延，并最终成为凝聚人民的社会共识。此后的公车上书、戊戌维新、宪政改革、辛亥革命才得以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大潮，保守、腐朽、堕落的统治集团才逐渐开始瓦解，社会价值的导向才开始以变革为进步，以大众为主体，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制度成为社会公认的“恶”。20世纪中国革命也由此拉开序幕。

历史的教训很少能够擦亮人们的眼睛。1817年，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迎来了一位刚从中国回来的访客，这就是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二任使臣阿美士德勋爵。拿破仑直率地告诉阿美士德应当遵守中国皇帝要求的礼节，对于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商业之门的打算进行严厉的批评：“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去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然后建造船只，用火炮把他们装备起来，然后把你们战败。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当它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

只是，中国这头雄狮醒来的过程注定充满曲折磨难。

而对于日本来说甲午一战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战胜大清只拿到了列强俱乐部的敲门砖的话，那它决心对西方列强中的一员发起挑战，以证明自己具有登堂入室的资格。1904年至1905年，日本一举战胜了传统西方强国俄国，正式证明了自己的列强地位。至此，它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台湾，从俄国手中获得库页岛南部，并吞并了朝鲜，日本在两年间对朝鲜人民的反抗进行了1450次镇压，国际社会从未对日本说过“不”字。这部赤裸裸的扩张史取得“辉煌”成功的背后，再次证明公理与强权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强权即公理的逻辑。公理为强权服务，成为公然的国际准则。

然而，这个膨胀的怪物，也在制造扭曲的人格。全盘西化所制造的冷酷的自我中心主义，也制造了一代精神与人格完全扭曲的人民。1909年，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出版了《以后》一书，书中写道：“看看日本，它试图挤进列强行列之中。它像一只想长成母牛一样大的青蛙。当然，不久它会破裂。这斗争影响你、我以及每一个人。由于跟西方国家竞争的压力，日本人没时间放轻松……难怪他们都是神经病患……他们只想到自己与他们眼前的需要。看看日本全国，你不会看到充满希望的地方，到处都是黑暗。”

在这个充斥着弱肉强食的怪兽的世界中，没有人是永远的霸主，也没有谁能够保持长久安全。历史进入了20世纪，欧洲各国基本上都成为了民族国家，而老牌的民族国家都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民族国家的价值边界以及双重标准，必然导致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关系。而双重标准并不能保证这个“民族国家俱乐部”之间的安全，随着被殖民地瓜分殆尽以及革命风暴的风起云涌，俱乐部会员之间的强弱关系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民族国家之间兵戎相见就成为不可避免。两次世界大战在相继十几年间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3000万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总伤亡达到了6000万。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日本全面侵入中国而揭开帷幕的，在导致了中国人民近1800万伤亡后，以两个原子弹的轰炸而终于停止了其侵略机器的转动。

没有人能够解释这种极度癫狂如何发生。1909年美国记者诺曼·安吉尔出版了畅销书《大幻觉》，认为在当前如此紧密的世界经济结构下，战争不仅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利益，反而会毁掉所有人。那些试图通过发动战争而获取暴利的想法，只是政客们的幻觉。当时众多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也认为，就算一场巨大的战争发生，也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没人能为之买单（玛格丽特·麦克米兰）。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不到五年就真的成为一个大大的幻觉。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18年1月8日，曾经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发表了著名演讲：“我们所要求的，就是使世界适合人类生存和安居乐业。尤其要使他成为这样一个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那些像我们一样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政治制度的国家，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致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事实上全世界各民族都是这一事业的共事者……除非正义施及他人，否则正义也不能独施予我。”

但是，无论是这位伟大总统的美国同胞还是其他“文明国家”，没有人记住这句忠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负责对日本战争机器的清理和销毁工作。但是出于美国利益的考虑，进行国际禁止的生化战争实验、杀害众多平民、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731部队，却被美国全面接收，其成员一个都没有受到追究与审判。美国人为了获得这些实验的科学资料，答应731部队不将他们绳之以法，因为美国的法律禁止从事生化战实验。更为严重的是，作为战争机器的意识形态在日本得以保留，对战争富有直接责任、在塑造大日本神话中起着核心作用的天皇制，轻轻地躲过了任何惩罚。尽管许多日本的进步人士都呼吁废除天皇制，让日本成为真正的平民国家。天皇的神性依然在维系着日本人种的优越性这一现代神话。这导致的后果是，日本人在精神上从来没有承认过战争的失败，也不承认这场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拒绝为此进行道歉与赔偿。

这个世界，恶魔与天使并存，地狱与天堂同在。在“文明”的表象下，又有多少血腥的欲望在黑暗中蠢动。在已经极度国际化的今天，所有这些历史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对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进行着痛苦的反思。民族国家诞生之后，由于其先天所具有的价值边界与双重标准的属性，使得争端得以理性化，无论从国际法规、外交政策抑或科学技术的成就，都是以保障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前提的，毁灭他国与人类生命的技术迅速发展到极致。哲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这个“现代世界”的发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大断裂”﹐它不是任何一种文明形态和传统（包括希腊－罗马传统和基督教文明）的自然发展和延续，而是军事暴力和金融垄断所造成的世界“失序”的结果﹐甚至是布罗代尔所谓“上帝发错了牌”的结果。这一巨大的断裂所带来的突出的问题是﹕我们被卷入的这个“现代世界”并没有真正的价值认同基础﹐由西方军事扩张和金融垄断所制造的现代世界﹐也并没有文化上的合法性（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除非正义施及他人，否则正义也不能独施予我。”说出这句话的威尔逊总统极力呼吁战后建立国际机制来遏制战争的再次发生和协调国际关系，呼吁成立国际联盟。但就连美国国会都没有批准加入国联。威尔逊总统在四处奔走中终于中风倒下了，从此再未恢复。但是连续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蹂躏，欧洲大陆的有识之士开始了真正反思。1986年5月29日，欧盟蓝底金星的会旗冉冉升起。欧盟的铭言为：多元一体。这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反省，是近300年世界历史上头等意义重大的事件。这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的概念正在改变。欧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国家共同体，取消了边界，统一了货币。今天的欧盟，每个国家依旧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但是在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全面的合作。近代史以来的民族国家模式正在瓦解。欧洲人根本不愿意回到民族国家的结构上去。过去几百年来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日渐被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和谐取代”（里夫金《欧洲梦》）。

尽管欧盟的发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以及将来都会充满艰难曲折，但这标志着一个真正变革世界的来临。

作者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