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远，这个名字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他本人的特质。

较之于理想主义和自由思辨的上世纪80年代，随着物质的丰富和思想的开放，在革命的破产和文化的联姻下，90年代的大学生多少还存留着理想主义气息。虽然他们没有新世纪里的大学生那般焦虑，他们谈论着理想、文学、电影、音乐和爱情，但急速运转的经济大潮也逐渐地冲击着90年代的大学生们。许知远就在这个时候走进了北京大学。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出生于外省苏北的许知远，比其他年轻人幸运得多。伴随1983年的裁军，作为铁道兵的许父首当其冲，却也让许知远幸运地来到了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于一体的庞大首都，享受着外省青年无法分享的社会资源。爱好阅读的许父对他的影响无疑重要，书架上的古今名著让许知远获得了童年的启蒙，也奠定了他往后的道路选择——成为一名作家。

敲开时代的大门

但进入大学后，他却被调剂到了微电子专业。整个大一最喜欢做的事情，估计是穿着拖鞋在教学楼里瞎逛，扫描着各个教室的美女，若有入眼者便探身而入，一边听课一边观赏；或者，跑到正在北大读博的高中语文老师孔庆东那里谈天论地。憋在微电子专业里的他，逃课、晒太阳、读闲书、看美女或在高数课上补觉，用这些反叛行径向他的北大师兄梁遇春致敬：“正如我的那位70年前的师兄，他赖在阳光明媚的床上，他逃课，他无所事事地读书，然后在情感出现时，通过笔端释放成文字……”

大二转系未果，厌学情绪不可避免地在内心弥散。他借助自己参与创办的校园刊物《微光》，谈论着微电子以外的一切话题，不断抱怨大学，甚至开始厌倦大学生活：“我越来越不喜欢校园，她逐渐放弃了曾经固守的许多品质——特立独行、热情激昂，这些大学本来最尊贵的东西已经从校园的角落撤退了，剩下的是世俗和麻木。”

大学的彷徨让许知远选择了休学一年，还蓄起了长发。他想过一种属于自己的自在生活。吊诡的是，也正是休学那年，许知远才真正认识到自己该认真读书，也开始了文字道路。《大西洋月刊》《新共和》《时代》等报刊杂志是他的精神食粮，《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等报刊杂志是他的文字战场，海明威、马尔科姆·考利、罗纳德·斯蒂尔等是他的迷恋对象。他迅速俘获了大批读者，红遍象牙塔内外，更有女读者千里迢迢坐火车只为一睹其风采。

但在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之下，许知远最终还是决定和社会做点妥协，又回到学校完成学业。在离开大学前，他用10倍的价格向图书馆赔偿了故意遗失的两本书，因为它们颠覆了许知远的阅读视野。一本是《李普曼传》，当年他在图书馆邂逅此书，就饥渴地“啃噬”着。另一本是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在阅读《光荣与梦想》时，许知远对作者那“美丽与不美丽的景观、雄伟的大教堂与微不足道的小餐馆紧紧相临”的冗杂感到妙趣横生。这两本书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他日后的写作方向。

离开大学后的第二年，《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裹挟时代的忧伤，走入人们的视野，洋溢着对青春的迷恋与放纵。那一年，许知远24岁。这本书，迅速成为大学生的忧伤读本，在年轻人的心里激荡起一种无法言喻的情感，延续至今。

许在自序中特意提到了24岁出版第一本诗集的博尔赫斯。在这篇2000余字的自序中，他还很顺畅地拉出了十几位欧美思想家为自己的写作之路送行，似乎只为了说明一件事：将从这本书开始他漫长而又激动人心的写作人生。

许知远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比其他人走得更远，他用一本书跨过了社会的门槛，敲开了时代的大门。

智力上的愉快旅程

这个男人具有不可遏制的冲动与激情，正如他当年在大学时对阅读的需求。

毕业时，受阅读的影响，想借助媒体像李普曼一样影响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他开始不断重读李普曼创办《新共和》的故事，总对别人说，要用一种新知识的精神，来探讨中国的现实，描绘其未来。2000年，年方24岁就主编综合类文艺杂志《大视野》，像25岁就创办了《时代》周刊的伟大出版人亨利·卢斯那样，标榜我们时代的新文明精英姿态。24岁时，就已经在自己的人生与西方社会的时代精英之间，进行着偏执狂般的追赶与超越。尽管杂志出刊三期便宣告夭折，但他将亨利·卢斯式的精英化新闻理念带入了日后的主笔生涯。

时值中国加入WTO。无论教授话题还是民间话语，从中小学生到政府人士，整个社会都在激情澎湃而又隐隐忧虑地谈论着中国拥抱世界的大话题。当国门打开准备迎接新时代的时候，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激情而又迷茫的情绪，亟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士告诉这个社会该如何自处。

他将目光投放在更为辽阔的世界，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大西洋月刊》或者是《纽约客》的句子，熊彼特、马修·阿诺德、约翰·科特、艾伦·金斯堡或者马克思·韦伯等名字，毫不犹豫地从字里行间蹦了出来。这位操着英文语感说汉语的年轻人，借助曲折徘徊的欧式句式和慷慨激昂的澎湃文风，“为读者梳理9·11之后混乱的世界”，通过阅读、试听和思考，与世界建立认知关系，毫不犹豫地发出时代青年匮乏而又稀缺的亢奋声音。他飞赴欧美，拜访知名的欧美政客、宗教领袖、经济学家、大学教授、报社总编，对全球的每一个热门话题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以一种俯瞰的态势审视世界的变幻，撰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观察作品，探讨“新的世界秩序”“亚洲的新浪潮”“我们为什么落后”“松下的商业哲学”等时代问题，像充满智识操练的现象学解释者一样，用文字的桥梁架通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沟壑，消除了中国作为世界外省的时代话语与地缘秩序的疏离感。浓厚的人文气息和广阔的写作视野迅速俘获了青年读者和年轻知识分子的热情关注，几乎奠定了他日后的声望必然站在时代与社会的锋面之上。

除去时代机遇和职业经历的不可复制，许知远的成功离不开自身的努力。然而，许知远也在独特的文风下收获着另一种声音，有人说无论他在谈什么，你都必须熟悉《纽约客》和《新共和》的所有常用引文才能跟上他的思路，以致很多读者无法忍受他的文风。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一个年轻人在他的青年时代就敢于建立全球视角来描述世界，已经足够令人敬佩。

焦虑油然而生

或许他也害怕自己成为哈耶克所嘲讽的“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或“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社会角色，深恐二手经验将遮蔽自己的声音。伴随大众开始质疑他的国际评论是虚张声势的不知所云，与生俱来的自省精神让他的目光从地平线收回到脚下的土地。

他曾经空泛地谈论过“我们为什么落后”，他试图通过开放的历史观，从中国现当代史中去寻找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动力，为当下这个传统与现代产生断裂的时代寻找精神支撑。

2005年2月12日，在山东威海的刘公岛，被打捞上来的北洋水师的舰船碎片开启了许知远“追寻现代中国”的写作时期。许知远重新梳理中国近代以来的120年历史，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到2014年的镀金时代，从拒绝世界怀抱到主动拥抱世界，以年代为分水岭，或者以事件为转折点，重新构建中国近代史。在《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中，从帝国的崩溃到脆弱的新政，从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到蒋氏台湾的现代探索，从毛周时代到邓小平时代，许知远的历史叙事，贯穿着历史性想象和全球化想象，而又回归到现代性想象，纠缠着国家和作者个人的双重身份焦虑。

在无法摆脱的“大国崛起”呼声中，中国与世界之间的链接，除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也不可缺少观察家们对时代的观察。但是时代的优势与知识的局限，让他们在时代转型写作与发言中，必须努力深入时代去寻求认知。许知远横跨东西方的视角，纵横历史空间的想象，充满着时代的焦灼，从西化的思想继而转入中国传统，从鸟瞰世界到回归国土，他的写作代表着时代的发音。

这位永远不缺自省精神的大国青年，再一次质疑着自己建立在知识理性基础之上的个人理解，与外部世界的文本联系方式让他再一次充满着思考的焦虑，激发着他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兴趣。从国际望到历史梳理，再到行走大地的深入本土，他的写作从全球性回归到了本土性。他开始用自己的双脚和眼睛去触摸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他略显呆板而又无畏地自我承担起当今社会中的社会良知，努力地投入到这片群魔乱舞的镀金大陆，试图亲近和了解那些与他全无关系的地方和各个阶层的人。他近乎自虐地陷入对社会思考的痛苦和困惑，近乎固执地使用知识分子式的思维方式观察中国的现状。

当知识被经验完善，《祖国的陌生人》里的文字表达更具现场感，也更具时代的张力，尽管依旧是那股冷峻而浓烈的书生气质。宏观的历史视角和微观的入微切入，显示出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国家与民族未来的深深沉思与忧虑。尽管这个青年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憧憬依然模糊不清，但他主动融入时代、社会、公众的观察和思想却无法轻易否定。

认识自己的国家

在全球化时代，时代青年要把握世界发展，定位中国角色，必然需要全球化开放视野，也需要对祖国的深刻理解。许知远的文章，出发点是在众多的解析文字中探寻适合时代与这个国度的通道，来解读社会精神与时代脉搏。

七八十年以前，在给林语堂《吾国吾民》作序时，赛珍珠写道：“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认识自己的国家”，在现今也仍是严肃而宏大的时代命题。在《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中，许知远引用了奈保尔的话：“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于表述的国家。”在随之而来的《祖国的陌生人》中，他发出了自己的喟叹：“在你的祖国，你却是个陌生人。”不同于《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中对近代史的追根溯源，也不同于《祖国的陌生人》中对这片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国家及其国民的经验观察，虽然许知远依旧选择走出书斋用行走和观察的方式去实践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但他这一次选择了出走与游荡，将对中国的观察置放在当代世界政治格局之中。就像安藤忠雄在游历欧洲之后发现了日本建筑之美那样，许知远在通往世界的途中对中国的认知变得更加清晰。

《一个游荡者的世界》延续了《祖国的陌生人》的叙事体系，历史变革的狂风与现代转型的激流交叉铺陈——从亚洲喜马拉雅山麓的文明古国印度，到非洲尼罗河畔的文明古国埃及；从冲突不断、战火连绵的巴以地区，到雄踞北漠的俄罗斯；从共产主义、柏林墙、海德堡岁月的欧洲，到传统、教养、自然、安静的剑桥……这位长发飘飘的中国青年，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游荡在世界各地，念念不忘的依旧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大陆。

以警惕的目光审视东方的崛起，他质疑中东的民主化进程，也为俄国青年的大国思想担忧，还剖析剑桥中国学生选举的丑陋。无论他去到哪里，所做的似乎从不是从对方的角度重新看待世界之不同，而是坚持用自己的标准衡量人和事。虽是旅行记文，但都围绕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战争、宗教、文化等与我们自身紧密相连的时代话题。他努力地探寻着这些诞生过古老文明或经历着历史动荡的国家，在沉重的历史负担之下如何迎接变革的命运，借此对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发出深深的忧虑。

这是一个由静态价值观向动态价值观过渡的时代。面对社会突变和知识更新，他并不如同其他知识分子般宣传自己无误，并以确凿的口吻向读者传递观点，他十分坦诚地自嘲知识浅薄，自己的知识无法强大到给社会一个明确的前行方向。于是，他选择去剑桥，几年后他又去了伯克利。在对剑桥的回忆里，他说写作语言的“第一股风”已经吹尽，而“第二股风”还没有来，他还在变化中探索自己的写作方式。

反抗时代的脱轨迹象

回到国内，他再一次愤怒了。在《一个游荡者的世界》里，坦承依旧保留着一定的乐观，而这一次将目光回归到大陆社会时，他仍然认为希望犹在，但当年那种浅薄的乐观却迅速地消退了。他变得愤怒而压抑：“欢迎来到这个新中国，这个中国一方面日益僵化、迟钝，即使最该活跃的青年人，似乎也被过早固化。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充满了喧嚣、无序、混杂、嘲讽……”

近百年来，中国学习着英国的功利哲学、德国的军事、日本的教育、美国的共和制度等等政治、经济、文化，古老中国终于脱下了陈旧呆板的服装，经济建设也让古老的东方大地崛起了新的神话。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其诉诸文字和语言，并非是为这个国家寻求真正的道路，而是让知识变得越来越工具化，成为中国神话的共谋者。在中国崛起的奇迹大潮之中，知识分子的代言显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可以成为现实权力与道德权威的双重代言人，迷惑着大众的神经。

许知远背对盛世中国，依旧没有放弃理想主义的追寻气息，这也使他的触角更加敏感，不断提醒我们去留意大时代下个人意义和权利的凸显，构建一个更加客观和多元性的语言环境，追寻一个更加丰富的人生。《时代的稻草人》正击中了时代的靶心，以敏锐的视角、犀利的文笔对当下社会的种种乱象进行了深刻剖析。尽管他犀利地批判着社会，谴责时代的空洞和大众的盲从，但也保持着自我批判：“很有可能，我正是自己批评的对象，这些常常失衡的文字就是一种明证。”自省是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品质之一。或者他让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他总能从空气中嗅到一些隐藏的气息，总有着合理的直觉性反应。这来自一种健康的情感本能，使之在捕捉社会情绪和描述群体感受时，有巨大的耐心和丰富的感受，反抗着时代的主流叙事与争吵的喧嚣话语。

在注视这个时代的大陆社会时，他不仅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背叛，也看到了大量的清醒者，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或写作，反抗着时代的脱轨迹象。他并不孤独，但每一个反抗者在这个时代又注定是孤立无援的，他周围的朋友一个个从他的生活中逐渐地消失，越来越多的朋友从报刊杂志上消失不见，索多玛城的义人们逐渐地离他远去，社会的力量正在被逐渐地消除干净。回顾起自己这些年的写作，他反思道：“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逃避这一切……”

他开始奔波于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之间，把三地的叙事放在一个论述里看。他走访两岸三地的人们，回忆着自己的朋友和扫描着这个他再一次感到陌生的社会，希望借助自己那些叙述，为新一代人提供某种参考。

不管是当年的许知远还是当下的许知远，单纯，固执，美好，追求智慧和品德，关怀着我们忽视的一切。如今依旧，从未改变。他的“科技与文化的对话”，依旧希望书籍、思想、理念、美好生活渴望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他当年作家身份的辨识度更为集中的时期，许知远曾说在他面前遥遥站立着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罗素、埃德蒙·威尔逊、沃尔特、李普曼、萨特……此刻，他的面前遥遥站立着的是哪些人呢？正如他的名字给予我们的想象：许知远到底能走多远？或者，许知远到底想走多远？

作者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