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底，我去维也纳参加了一个“不同信仰间的对话：政治决策中的全球伦理观”小型会议。参与者共30人，一半是退任的各国政府首脑，一半是来自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高层专家。会议中有印度人和中国人各一名。这位印度人是个“大师级”人物，在印度很有声望；他的发言引起不少回应。我不是宗教人物，也不是儒学专家，但我在发言时用汉语背诵并派发了中、英文印的《礼记·礼运·大同篇》，简单解释了孔子以降的中国政治理念，也颇受大家注意。
会议的正式宴会是维也纳市长在市政厅为刚过95岁寿辰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贺寿。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席间以英语致颂词，高度赞扬施密特的远见与品德，引用孔子的“仁者先难而后获”作为结语。
访印缘起
9月里，我收到印度基金会（India Foundation）的邀请函，请我12月19日－21日参加在果阿举行的“India Ideas Conclave”（印度建言闭门会议）；接待委员会的主席是古儒吉（Sri Sri Ravi Shankar），就是半年前我在维也纳认识的那位印度大师（在印度名姓之前冠以“Sri”是尊称，“Sri Sri”是更高的尊称，意为“备受尊敬的大人”）。此外，Sri Sri Ravi Shankar还请我与其他一些参会者先到位于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在他创办的“The Art of Living Ashram”（生活的艺术静修院）小住三天。
收到邀请函后，我立即改变了原有的计划，决定第七次去印度。我的迅速决定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全世界穿棉衣、用蔗糖、吃鸡肉、下西洋棋、掷骰子、用十进位数字的人都要感激古代印度人；而凡是穿戴丝绸、吃猪肉、用煤生火、使用纸张、用水牛耕田的人就得感激古代中国人。
第二，从16世纪开始，中、印两国分别遭到欧洲殖民势力的侵略和掠夺，20世纪中叶又分别走上自主和复兴的道路。展望21世纪中期，半年前在维也纳开会的退休政治人物和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和印度将要振兴，世界格局将会改变。
第三，中、印两国近年来都在尝试改革与创新。两国都面对不少困难，其中包括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既要克服某些有碍社会发展的旧风俗、旧习惯，又不能与传统完全决裂。
第四，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虽然仍欠发达，却已经都是经济大国。许多人预测，不要20年，全世界第一、第二、第三大的经济体将会是中国、美国和印度。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来频频出访，和中、印两国的领导人连续会面就说明了中、印两国在美国决策者心中的分量。
第五，中、印两国是永远的邻居。但是中国人一般对印度的认识非常模糊，而一般印度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很有限，而且可能出于竞争心理，比较倾向于负面。这对发展中、印的关系，造福两国人民是不利的。
本文以及随后预备发表的几篇文字就是由以上几个理由驱动的。和对中亚、中东以及欧洲不同，我对印度的认识程度没有包括长期的和系统性的阅读，所以这些文字对于印度这头“大象”很可能只是摸到一部分，还希望读者中的方家不吝赐教。
班加罗尔和软实力
班加罗尔是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首府，也是印度第三大城市，人口大约850万。我第一次到班加罗尔是2003年初，因为它是印度的工业中心和科技中心。我参观了印度科学学院、塔塔基础研究院，以及新建的科技园里的几家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公司。这些年来，全世界不少人才和资金都流入了班加罗尔的新区，使它成为一个重要的软件中心；班加罗尔也以亚洲的“硅谷”自况。
班加罗尔的经济发展在最近十年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班加罗尔科技园以及它附近住宅区的环境和市内的一般居民区相比，只能说印度科技精英分子获得了优厚的报酬。与其他印度都市比较，班加罗尔市民的文盲率要低很多，贫民窟的确比孟买、加尔各答、金奈要少得多。
假如说孟买因为在英国殖民时代享有资金和技术优势而成为印地语电影业的中心，以至于今天的“Bollywood” （Bombay-Hollywood 两字的合称）是印度软实力的一个表现，班加罗尔的宜人气候则使它成为修心养性的好地方，因而表现出印度软实力的另一方面：瑜伽、默想和灵修。
我12月16日凌晨入住的“The Art of Living Ashram” (生活的艺术静修院）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它的创始人Sri Sri Ravi Shankar 出身于印度南方的一个上层家庭，4岁就能背诵不少梵语的吠陀经文，后来受教于曾与甘地一起组织非暴力运动的导师；大学毕业时他得到的是物理学和吠陀文学双学位。25岁那年（1981年）他创立了The Art of Living 这个具有印度教根源但又不是宗教性质的非牟利、非政府组织。经过30多年的发展，The Art of Living 已经是印度最大的非政府组织。
这次和他相处三日，感受到他的随和作风与个人魅力。除了是精神领袖，他也是个有雄心的企业策划者和管理者。白天他要会见川流不息的访客，晚上在精修院的广场上又与成千上万的群众用多种印度方言和英语对话。所有这些活动加上他的twitter都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印度许多城市的公共场所也有显示他肖像的The Art of Living广告牌。说他在印度家喻户晓应该不是过分。
Sri Sri Ravi Shankar 在瑜伽中创造了自己的吐纳法和默想法；他以此为基本课程建立起“生活的艺术精修院”。思想上，他宣扬无压力、无暴力，宗教宽容和人道精神的世界；行动上，他经常奔走于有暴力冲突的地区（如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在印度，由于他有千百万的追随者，也与当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上层颇为熟络，所以他享有很大的影响力，被认为是印度的Ambassador of Peace（和平大使）。又由于他的The Art of Living Foundation (生活的艺术基金会）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国际组织，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分支机构，他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一个大师和圣者；一些西方人甚至用对天主教皇的称谓“His Holiness” 来称呼他。
12月18日晚，The Art of Living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圣诞晚会。我们这些从外地请来的嘉宾以及附近伊斯兰教的几位领袖，还有天主教班加罗尔教区的助理主教等人都被请到一个精心布置的大舞台上就座，两位很有经验的司仪主持这场至少有5000人参加的晚会。The Art of Living 创办的免费小学的合唱团用英文唱西方人都很熟悉的圣诞歌曲。台上的嘉宾，如荷兰、斯洛文尼亚、约旦和立陶宛的前总理，现任欧洲议会的一位德籍重要议员，比利时的前任副议长都轮流被请到舞台中心讲述他们的感受；挪威奥斯陆的前任路德宗主教（现任诺贝尔和平奖推选委员会委员）也作了简短又很恰当的讲话。正当我庆幸自己不属于任何宗教，因而不必讲话时，司仪读出了我的名字，把我请到舞台中心的扩音器前面！
班加罗尔的人口中，大约79%是印度教徒，13%是穆斯林，6%是基督教徒，1%是耆尼教（Jainism; 比佛教更早从婆罗门教蜕变出来的不杀生、坚持素食的宗教）。班加罗尔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人口的比例大致与印度全国的比例一致，班加罗尔的基督教徒的比例则比全国要高。那天晚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代表们无一例外地盛赞主人的德行和智慧，并且大谈“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Sri Sri Ravi Shankar 讲话时，提到前一天在巴基斯坦恐怖袭击中丧生的200多名学童，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沉痛的哀悼。
印度和巴基斯坦有过多次军事冲突，国内也有宗教裂痕，而且曾经屡次出现暴力冲突，但是就整体而言，一个多语言、多宗教、多地域和多种姓的人口大国能够在68年间维持整体的社会稳定和经济进步，这不能不说是印度的奇迹。许多人认为印度终将崛起于南亚次大陆，正是因为印度有一个其他国家无法模仿的宗教和社会传统。这就是它的软实力！
果阿和建言闭门会议
果阿在1961年被印度强行接管之前，连续450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人占领果阿和成吉思汗的后裔巴布尔从中亚南下印度几乎是同时。 巴布尔的儿孙后来建立了统治印度约350年的“莫卧儿”（Mughal；“蒙古”的讹音）帝国。
因为天主教16世纪时正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用宗教法庭迫害在那里居住了800年的穆斯林和犹太人，所以果阿也设立了一个宗教法庭，审判对天主教不忠诚的教徒。
2006年秋天，我在德里大学做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某个周五我特地飞去果阿，飞机一落地就可以看出它的发展水平远超邻近的几个邦。在那里三天感到非常舒畅安逸。
这次去是从较为新式而风光旖旎的班加罗尔起飞，所以感觉不是特别强烈。然而，果阿这八年来也有进步。我们开会和住宿的酒店是最近修建的，由一栋栋小楼房组成，楼房群落之间有树木、池塘和草坪，的确是度假的好地方。
但是我们的会议安排得十分紧凑，完全不给人享受度假的机会；总共大约有250人参加，主要是印度人，但也有不少外国人。会议的目的是给印度的未来发展建言献策。为了鼓励大家相互诘难和畅所欲言，会议不对媒体开放。这个会议正好在BJP以压倒优势取得政权的几个月之后举行，所以参与者大都是BJP的支持者，甚至是骨干。
会议的开幕仪式由Sri Sri Ravi Shankar 担任主席并且作主题发言；印度国防部长和果阿邦的首席部长是荣誉嘉宾（原来预定的嘉宾莫迪总理因事未到）。闭幕仪式由印度外交部长演讲，题目是“印度发展之咒”。由此可见，这个会议与当今的执政党关系密切。
会上不少人都对当前印度的状况作出针砭。有人认为迅速城市化只能令农村更加贫穷，应该改善农业技术，增加产量，嘉惠农民；有人认为印度全国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太脏，厕所大家都要用，但是没有人愿意打扫；有人提及男女不平等，女性的生产力平白被浪费了许多；也有人建议应该让“最后一个人”都能享受到社会福利。
两整天的会议中，我比较注意和有机会与人讨论的有三点。
第一，印度是否需要发展制造业？一位作者最近写了一本书，名为《Make in India》，受到新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是对“Made in China”这个大家都熟悉的英文词汇的巧妙回应。“Made in China” 是叙事语态，表示是已完成的工作，而“Make in India”是祈使语态, 意思是“印度，制造吧”！这个建议关乎印度的进口政策、人力资源、能源供应和生态环境。以印度制造业的现有水平和工业种类的相对齐全，加上工资低廉，印度没有理由不能大力发展制造业，满足国内的需求；它也可以为跨国企业代工，甚至取代中国而成为“世界工厂”。印度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应该是因为它的经济决策者选择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第二，印度是一个以印度教为主的“世俗化”国家。国大党执政时期对各种宗教尽量一视同仁，而印度人民党（BJP）则有明显的印度教色彩。莫迪总理就曾经有过极具争议性的记录，为此还曾被美国禁止入境。印度人民党今后除了发展经济、打击贪污，会不会更强调印度教的传统，破坏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和平共处？在果阿的会上有一个欧洲人发言，诋毁伊斯兰教的信仰甚至穆罕穆德本人的品德，固然有人发言抨击他，但台下也有不少人给他鼓掌。这是一个小插曲，却足以令人警惕。
第三，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以及美国的关系。我在大会安排的正式发言中强调中印的历史渊源以及中印友好合作的益处。我提到在历史上，中国是印度文化的进口者：印度传来的佛教改变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生死观，而中国的建筑、雕刻、绘画、舞蹈无不受到印度艺术的影响。
我发言之后，有不少人提问和评论。其中一位问得很有趣，说既然你们中国那么善于模仿，过去大量模仿我们，将来会不会转而模仿美国的文化？我告诉他，中国也是文化输出大国，纸张、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就是例子；我没说的是，他的无知和醋劲只能以增加对中国的认识来对消。还有一位专栏作家在会后和我说，中印应该友好合作，但条件是中国必须停止支持巴基斯坦。看来，不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在考虑自己的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时，都需要易位思维，认清对方既是世界大国又是自己的邻国。
加尔各答和英国文化余韵
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200多年间，英国统治印度的总部是加尔各答。
英国人1690年从莫卧儿王朝驻孟加拉省的督军手中拿到贸易许可证，从此加尔各答成为英国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逐步蚕食印度的基地。1858年，英国人把莫卧儿王朝那个还痴想号召臣民驱逐英国殖民者的老皇帝放逐到缅甸，正式接管了印度，由维多利亚女王亲任印度国王。此后，英国派出Viceroy（意为副国王）统治印度，长住加尔各答。20世纪初，英国决定把首都迁移到莫卧儿王朝的旧都德里（Delhi），并在德里之南另建新城，称为新德里（New Delhi)，1934年落成启用。
从果阿回香港的路上，我特意在加尔各答停留两天，想见识一下这个曾经是英国殖民统治中心的印度大都会，也体味一下它的英国文化余韵。
如果只从地貌来判断，今日加尔各答的主要建筑物大都是英国殖民时代留下来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用白色大理石建筑的维多利亚纪念堂（Victoria Memorial）。1858年，在英国平定印度人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后，部分英国士兵破坏了泰姬陵的外表，把上面镶嵌的宝石挖出来当做“战利品”。有印度人说，既然英国人破坏了莫卧儿时代最高雅精致的建筑瑰宝，应该要赔上一个可以与泰姬陵相媲美的建筑物。在进占加尔各答300年之后，英国真的修建了维多利亚纪念堂。漫步于它周围的园林和街道上，我很能感受新旧两个时代的交错。
加尔各答市中心的大酒店和餐厅仍然很有气派。我到最高档的Oberoi Grand Hotel吃了一顿晚餐。对着室内的雅致装饰和享受侍者训练有素的服务，我一面想到了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得到的遗产，也部分地看到了印度的未来。
英国给印度最大的遗产是英文。印度约有4亿人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用英文阅读、书写和交谈，是世界上最大的使用英文的国家。对有几百种方言和约30种法定语言的印度来说，英文既是全国唯一被普遍接受的通用语言（英语和印地语同是印度的全国性法定语言，但有人不接受印地语为国语），又是印度人与外国人交往中不必费力气的有利工具。
第二个是议会政治（虽然贿选、贪污非常普遍）。像印度这样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几乎不可能实行中央集权制，因此议会政治是暴力冲突之外的唯一选择。
第三个是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司法系统（虽然这个系统效率很低，也不是很廉洁，但它仍然是对弱势者的一种保障）。
第四个是公务员系统 (虽然这个系统庞大臃肿，效率很低）。全国、各邦、各地区的公务员为经常出现的政党轮替提供了连贯性和政策咨询，否则印度将会更加难以管治。
第五个是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如果一个地区的教育体系不健全，整个社会就无法应对现代化带来的挑战；精英们也不可能具有足够的见识、技能和创意来解决问题和规划未来。
从英国人接收的遗产使印度独立68年来不但没有成为“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还能够从事相当可观的建设和创新，以至于有了今天的成绩。
印度在未来几十年里很可能更加蓬勃发展，这是许多专家的预期，也是我的预感。这个预感是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印度是一个地道的多元社会，印度教的传统又是多彩多姿，不要求服从和一致，所以印度的文化里没有阻碍创新意念的因子——而创新恰恰是当今国际竞争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第二，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平等，印度的种姓制度使它的不平等特别突出。社会的不平等使印度忽略了大约一半人口的教育机会和卫生医疗，这是印度社会很大的弱点，和《礼运·大同篇》所揭橥的理念恰巧相反；如果不改善，印度将无法真正强大。但是这个弱点并不至于致命；68年来印度的进步就是最有力的说明。由于印度素来有一个人数颇多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充分发挥能量之后，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前进。印度能独立发展出核子力量、送卫星上天和利用现代生物技术生产传统吠陀药物就是精英阶层的优异表现。
第三，印度国内有一个颇具实力的工业体系、科研体系和金融体系；它们完全有可能在未来从量变转为质变，成为印度发展的强大引擎。
印度近些年来的总体走势是向上的，上层精英对未来是看好的。我在加尔各答买了几本财经方面的杂志，看到不少财经评论员都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抱持乐观态度。这种乐观也许来自他们亲身体验，也许源自他们的宗教信仰。
我既没有他们的亲身体验，也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我只能说，我对印度未来的发展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名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