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农民何去何从，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在城市化的相关争议中，农村土地应全面私有化还是保持现有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关系到农民出路的根本性问题。

有学者认为，农村土地作为一块巨大财产，目前其经济潜力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因而应通过市场来体现其价值。而反对的一方则对于“还权赋能”这样源自西方产权学说的理论高度警惕，认为一者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对农民的一种基本生活保障，二者为了避免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和大量失地农民引起社会动荡，因而不能改变现有农村土地所有制模式。关于农地改革的争议直接影响未来农民的去路。

斯大林模式的遗产

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以斯大林工业化模式为榜样，全面建立城乡二元制，通过集体化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农补工来推动快速的国家工业化。这一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就是在前苏联东欧诸国和中国造成了经济结构畸形、巨大的城乡发展差异，以及农村、农民长期的贫困。粮食生产问题一直困扰着前苏联，始终没找到解决办法。中国的粮食生产同样陷入困境。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在1978年前已经沦落到了世界最为穷困国家的行列。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模式转向了以市场为导向，但斯大林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被保留下来，而且具有中国特色。斯大林模式一旦成型就很难摆脱，今天中国的农民、农民工和农村土地制度实际上就是这一模式的遗产。

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

在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城乡之间不流动是一种基本特征，其目的之一就是降低工业化成本和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在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控制人口迁移属于国家计划重要的一部分。

从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重新启用帝俄时代国内护照制度，并高抬申领标准，严格控制计划外人口流动。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苏联开创了以城乡二元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计划内外的城乡移民和城市化一直规模巨大，早在60年代其城市人口就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

与苏联的长期劳动力短缺不同，中国由于工业化过程并不顺利，一直存在就业严重不足的问题，因而城乡二元制很快演变为一个为保城市而撕裂整个社会的城乡隔离制度。

具体而言，中国在苏式二元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958年出台的户籍制度规定，农村人口转换身份的途径仅有升学、招工和参军等寥寥几条，在事实上限制了国内人口自由流动，农民失去自由迁移进城的权利，城乡隔离。

随后中国出现了世所罕有的“反城市化”运动，即大量从城市向乡村遣返人口。从60年代初期的“精简城镇职工”到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除了政治意识形态上对城市资产阶级产生的防范，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城市就业压力和粮食供应困难。

中国政府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可以分开的，因此中国实行了一条通过缓慢城市化甚至反城市化来实现工业化的战略。一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0％。从改革开放后的政策面看，控制工业化/城市化成本的政策路线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其实施的必要条件就是城乡二元制。2014年发布的国家城镇化战略中，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仍然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在这种思路下，农民很难无条件进城。

中国特色的城市管理

为了不让农民在大城市里随意落户，必须要实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限制户口，使得农民无法落地生根；二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两者结合起来，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大军。

学界认为，城乡二元状态会产生一种“推-拉”效应。也就是说，农村的贫困会把人口推向工资较高的城市，而城市本身会产生拉力，吸引农业人口的就业转移。

但当前中国制度化的城乡二元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反复“推-拉”过程：在城市通过户籍的控制和在农村通过土地的承包，使得中国农民在农村经济低迷的时候会主动进入城市务工，在城市经济不振的时候自觉返回农村维持生活，然后等下一次进城的机会。

很多人都意识到了农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劳动力“蓄水池”，但没有意识到城市获得了经济增长必须的劳动力，但没有付出相应城市化的成本，农民工的一系列权益未能得到保障。

2008年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数千万农民工失业，但领导层认为农民工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家种地。

另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作为城乡二元制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的城市化至关重要，国家可以随时低成本获得建设用地，而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事实上没有多少发言权，这也就是所谓“土地财政”的制度支持。

换言之，农村土地私有化有极大的现实约束。对领导层而言，目前大规模的农民工城乡流动状态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是最经济的选择，否则征用土地的交易成本和维护城市的成本将大增。

农民不会固化但会漂泊

为什么中国在大规模人口迁移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大城市的稳定局面，没有出现类似欧美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激增后引发的骚乱问题呢？中国的城乡二元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华盛顿大学的陈金永教授把中国农民工总结为：由于城乡二元的制度而“身在城市却不属于城市”。这些无法落户城市的农民工，始终处于漂泊的状态。一方面无法真正被城市接纳，另一方面也回不去故乡。这使得他们基于属地的各种投资和积累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马克思曾斥责法国农民为“一包土豆”，意思是当农民还是小生产者和小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时候，他们往往并不具备政治意识。一旦他们失去了土地财产，成为纯粹的无产者，再进入城市成为雇佣劳动力，就会逐渐成为阶级斗争的主力。对今日的中国而言，如果农村土地全面私有化，那么除了中国城市化经济成本会大增，领导层也将面对日益增大的政治风险。

可以预见，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除非出现特殊情况，政策层面上不大可能私有化农村土地，城乡二元将是中国社会的长期主要特征之一，也是未来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事实基础，保证城市就业和稳定依然是当局的首要顾虑。城市化因而不会是全体国民的城市化，农民和农民工将大范围被排除在外，他们不会固化但将长期漂泊。

作者为美国华盛顿大学发展地理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