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评

太平天国，在国人的普遍历史认知中属于异常重要的一类。之所以重要，在于自辛亥革命以降，关于太平天国的叙事始终是先后主宰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党革命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孙中山自称洪秀全第二，并由此开启其革命意识和行动，就是显例。在20世纪的革命语境中，太平天国被不同政权层层书写，诸如乃是中国几千年农民起义的顶峰，也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导之类重要断语，早已深映国人脑际。

太平天国史如此重要，当然也反映在学界的专业研究中。数十年来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汗牛充栋，名家大家辈出。在这样一个研究相当成熟的领域内，能写出一部有足够新意的著作，相当困难。但读罢美国汉学家裴士锋所著《天国之秋》，我还是不由被深深震撼，确信其可丰富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国人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既有认知。此书新意，既来自其所述鲜为人知的太平天国史实，也源于作者颇富个性的眼界与写法。

在太平天国这场被赋予特殊意涵的农民起义中，外国因素的介入无疑最具时代特征。无论是太平天国因拜上帝会组织而兴起，还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而失败，皆印证了近代中国，外国深度介入的特殊国情。近代中国乃是世界之中国，以西方为先导的外部世界无时无刻不影响中国前进的方向。然而，这种国情的特殊之处又是如何细致入微见之于太平天国的具体史事之中？

在国人既有的太平天国书写中，西方势力的介入简单地以清政府帮凶的角色出现。在此框架下，许多原本显而易见的事实及其意涵，反倒疏离于认知。比如，太平天国与西方势力在宗教上的相似性，如何影响到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恰好与天平天国对清王朝的初期斗争形成配合，等等。换言之，在这场外国因素介入的农民起义中，国人对太平天国与西方势力间关系的认知其实存在不少迷思。

从上述近代中外交涉意义上讲，裴士锋所著《天国之秋》恰成为我们太平天国史认知的解惑之作。

外国汉学家写中国史，主要长处是拥有局外人的视角，较少顾忌而易得到相对全面的认识，这在本书中得到充分体现。与国内学界将太平天国作为农民阶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流叙述框架不同，作者将太平天国和美国南北战争相提并论，视其为惨烈的内战，并着重考察了西方列强在这场内战中的角色。

本书最大特色在于跳出了大陆乃至华人史学界种种预设理论框架，而以外在视角细致入微地揭示清政府、太平军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种视角之下，作者让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既有认知之外，充分认识到了历史的复杂性。以下略举几例，略作说明。

与传统的“反帝”说异趣，本书中所刻画的太平天国对西方列强确有如“洋兄弟”的真感情，而西方列强也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中立”态度而非起始就是清政府的帮凶。

西方列强其实是一个笼统的说辞，他们内部对太平天国的态度远非一致。在我们所熟知的华尔洋枪队与清政府联合镇压太平军之外，也不乏有传教士如艾约瑟，因看到太平军建立基督教国家的可能而为太平天国摇旗呐喊，宣称太平军“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分子”“神与他们同在”，并“亲自引领他们”。

不止如此，英格兰人萨维治还带领志同道合者投奔太平天国，为其组建洋枪队、并担任队长，最后为之战死。相应地，在熟悉西方文化的洪仁主持下，太平天国与被其视为“洋兄弟”的西方一度联系热络，西方报纸上也一再回荡着对洪仁和太平天国的颂扬之声。

但在这场论战中，西方势力最终还是站在了天平天国的对立面，并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失败的命运。对太平天国抱有期待的传教士，最终发现洪秀全根本不容他们以“正确”的基督教教义改变他作为上帝之子、耶稣之兄的宗教思想，西方各国政府也逐渐放弃中立政策站在了清政府一边。洪仁尽管深信太平天国不曾有负洋人，还是无法阻止“洋兄弟”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不管太平天国与西方势力有过何等复杂关系，最终结局还是回到了我们既有太平天国为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的认知。

作者对天平天国的结局感到遗憾，认为“这场战争对其胜利者和中国本身都未带来什么长远的好处”。他将原因之一归结于以洪仁和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为代表的两派人物，对不同文明自以为是式的理解，实为误解。作者用充满哲理的反思指出，这种“凝视我们自己的倒影”的理解或者说误解就是历史本身——过去如此，将来也是这样。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师

《天国之秋》，（美）裴士锋著，黄中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