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作为封建统治的基础，法国贵族在各自的庄园领地中承担相当重要的社会功能。贵族的庄园俨然独立王国，承担了很多政治、经济与社会责任，例如领地上的农民遇到灾荒，贵族需要前去救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贵族与农民构成了一个紧密的共同体。

可是自17世纪开始，随着中央权力的集中，政治体制从原来的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转化，首先遇到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和安排贵族的地位。为此，从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开始，就把贵族从原来的庄园中抽离，集中到巴黎的凡尔赛宫，不仅让他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且通过给贵族更多封建特权，把治理的权力逐渐收归于以国王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体制，形成了绝对君主制。这样，贵族就被赋予了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权地位，同时也放弃了原有的拯救农民，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享受着如西哀耶斯所批判的“特权的寄生性”，以至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社会等级。

应当承认，社会封闭性导致社会阶层固化，带来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殊异，也招致了第三等级的仇恨。如果仔细分析这一历史过程，必定将会追寻不同等级之间产生仇恨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其实人们不能先验地设定因为贵族和第三等级之间存在差异，就一定要将其转化为相互仇恨。诚然，社会最根本的前进动力来自于社会流动，但是社会前进的目标不在于建立起一个没有差异的社会。所以，双方彼此相互认知与对待的态度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这些态度则体现在思考问题的方式，日常行为乃至生活方式中。

比如中世纪时，虽然贵族统治农民，然而农民却并没有反抗贵族。这是因为领地上的农民承担许多义务的同时，当遇到经济困难，贵族可以救济他们，遇到法律纠纷，贵族也会出面调解，领地上的农民实际上受到贵族的保护。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贵族对待农民的态度更是温和有礼。据记载，贵族在市民面前经过时，高视阔步，不屑一顾，但跟农民打招呼却极尽谦恭和蔼。在冬天，每个贵族家门口都燃起一堆柴火，日夜都有穷人来烤火取暖。在天气恶劣的季节，贵族还向自己领地上的妇女、孩子和老人分发羊毛和麻，让他们纺线织布。有的还给予现金。

法国大革命前夜，这种保护的力量没有了。因为贵族已经被调离开原来的土地，和农民的紧密关系也被瓦解。贵族仅享受特权，成为压迫性的力量，而原先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被消解。也就是说，贵族被政治统治者建构为享受特权，而不承担社会救助功能的角色。如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这在全社会激发起对贵族阶层更大的仇恨。

因此，避免发生社会冲突与革命的关键不在于避免阶层的差异化，也不在于消解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更重要的是必须让每个阶层都能找到理解对方以及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而法国恰恰是把贵族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瓦解了，同时又不让第三等级获得应有的权利，使得第三等级跟贵族之间永远处于互相对立和仇恨的过程中，找不到一个相互的连接点，找不到对社会责任承担者的角色定位。

如法国历史学家所说，大革命前出现了对旧制度的批判，对贵族阶层享有特权的批判，这种批判变成了一种嘹亮的大合唱。如果透视这种仇恨变得如此严重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不平等，而在于不平等背后那种隐含的社会体制性的安排和社会运转的机制。实际上如果能改变这种运转方式，就能减缓仇恨。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第三等级积存的仇恨，但是如果一定要把这仇恨全部寄托在贵族身上，对贵族阶层并不公平。因为这些问题不全是贵族本身造成的，更多的是当时政治体制的产物。如法国历史学家泰纳在《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一书中所说，贵族被剥离了乡村的治理权，领主在公共事务中已无能为力，即使偶尔也想介入村社的事务，为村社的利益声辩，但立刻被行政官员所阻止。

自路易十四以来，中央集权制渐趋加强，日渐剥夺了贵族的权力，从此，贵族变成了总是想着自己的特权而不再是能够治理地方事务的更为封闭的阶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思考法国大革命前的政治体制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种思考才会使我们避免导致革命的社会性仇恨爆发，以及建构起更为合理开放的社会体制。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