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对民主的担忧又将浮现

可以预见，

2015年将有

大量关于领导

失败的议论

在有关2015年的众多预测中，恐怕没有哪个比下面这个更有把握：在所有的主要民主国家中，民众都将对领导人极度失望。在英国、西班牙和加拿大，选举将为选民提供部分释放这种失望情绪的机会，这或许对一些异军突起的政治独立派有利，比如奈杰尔·法拉奇和他领导的英国独立党。已经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发泄过怒火的美国选民，现在仍面临更大的僵局——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与来自民主党的总统针锋相对。但至少美国人还可以为经济复苏欢呼，而在深受衰退困扰的欧盟，选民的情绪会比他们灰暗，他们曾愤怒地要求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发生改变，结果却大为失望。日本或许也是一样，在2015年，选民可能将对安倍经济学丧失耐心。

“那又如何？”你可能会问。西方政客向来不受人爱戴，选民也甚少感到满意。但这样的想法忽略了三件事——而它们会引发有关2015年民主状况的大量反思。

首先，西方社会对政府的不满和疏离如今已经上升到惊人的程度。自2004年以来，已有绝对多数的美国人向盖洛普表示，他们对国家治理方式感到不满，其中多次表达不满的人攀升到80%以上（高于水门事件期间）。西方最成功的政治机器之一英国保守党，在20世纪50年代有300万党员；2015年5月保守党投身选战时，将只有不到20万党员。2015年弗朗索瓦·奥朗德很可能打破自己保持的最不受欢迎法国总统纪录，原本13%的支持率可能跌至个位数。法国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支持率将大幅上升。

其次，不论中庸的西方政客如何蔑视勒庞和法拉奇这样的民粹主义者，民主当权派都已证明自己胜任不了当前挑战。这一点在2015年的欧洲将尤为明显，欧元危机将进入第六个年头，而欧洲领导人在一次又一次应对危机的机遇中以失败告终。可以预见，2015年将有大量关于领导失败的议论，而2015年是温斯顿·丘吉尔逝世50周年，奥托·冯·俾斯麦诞辰200周年。

美国领导人对国家的损害没有欧洲领导人那么严重，不过他们仍然把党争置于明智的决策之上。2015年1月在华盛顿开幕的美国第114届国会，很可能创下立法不作为的新纪录，因为共和党会起草一些他们明知总统奥巴马将会否决的法案。

欧盟和美国政府的运转失灵，在有关西方民主的第三种担忧下只会更加突显：亚洲现在提供了民主以外的其他选择。中国制度号称更善于长期规划。中国贫穷人口改善处境的速度，远远快于民主国家印度；也因此，印度总理莫迪表现出了向中国取经的热情。当然，中国在2015年也会面临问题，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正愤怒表达对于腐败、糟糕的公共服务以及缺乏自由的不满。但即使是香港的抗议者也一定要看一看西方，然后思考民主是否能带来好政府。

因此西方的萎靡不振十分危险。民主国家在一些事情上的无能，将导致人们质疑开放社会的其他特点，比如言论自由、自由市场和相对开放的边境。民粹主义者将继续要求得到复杂问题的简单答案。在右翼，移民将成为替罪羊，政客们将拿民族主义做文章。在左翼，财富再分配将成为主要话题。

呼唤丘吉尔精神

在这样一种极其不利的背景下，应该开展两场大辩论。一场是关于国家改革。从生产率和所使用的技术来看，西方的公共部门看上去比私人部门落后一代。自信贷危机以来，西方政府增加了逾13万亿美元的债务，同时不断老化的人口对医疗和养老金的需求越来越大，许多政府因此资金枯竭。正如丘吉尔所说，“当钱都花光时，我们就必须开始思考。”

到2015年，围绕公共部门的辩论甚至会扩散到法国这样的国家，那时西方政客或许会在亚洲找到共鸣。在西方之外，不仅存在一些最小、最高效的国家（特别是新加坡），而且中国、印尼和印度等新兴大国也在着眼于建立自己的福利国家。它们不太可能愿意复制西方过度膨胀的巨型政府。

另一场辩论则与民主本身有关。如同一个太习惯打赢比赛的老拳手，西方民主已经变得有些油滑。在美国，金钱政治的日益盛行、国会晦涩难解的议事阻挠程序，以及对选区划分的操纵，都与民主沾不上边。实际上，它们都令人想起18世纪英国的“腐败选区”（rotten borough，指选民数量极少，因而选票容易被收买操纵的选区——译者注），而后者正是美国“国父”们所痛恨的。一直留意舆论的欧盟精英们则悄悄养成了暗箱操作的习惯；欧洲议会上演的悲喜剧更多是伪装，而不是解决方案。

在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里，民主是最不糟糕的一种——这是又一句预计你今年将会听到、字字珠玑的丘吉尔名言。他所言不谬：民主仍然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加灵活和公平。但这并不是不去解决民主缺陷的借口。2015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