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难题

2015-03-01 18:52:26

书 摘

1995年奥地利加入欧盟,这原本是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难以估量的国际化动力,也是提升国际比较地位的机会,然而如此良机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展现。依据当前的民意调查,有四分之一的奥地利人愿意在下次选举中将选票投向一位亿万富翁,此人是从奥地利自由党一个分支的票仓里捡到一个席位。

其中的缘由不能仅仅归咎于历史的延续性,在福利国家及其他领域改革的必要性面前深深的无助感也是个中原因。过度膨胀的福利国家在奥地利已经导致某种程度的贪图安逸、娇惯享乐以及要求国家大包大揽的心志,而随之产生的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工作效率和明显匮乏的职业能力。从摇篮到坟墓,一切都受到照顾,此外还尽可能地实现免费——本着这一信条一代又一代人过着好日子。而现在忽然之间他们要探寻究竟了。其实十分清楚:自我负责、自主创新与自我照顾是自由、责任与团结互助的前提。有效率公正,才会有分配公正。两者的前提条件都是在教育领域实现机会均等与透明的上升空间。

我们常常抱怨贫困的威胁,实际上对此已经产生了一个贫困威胁的市场氛围。但是只有在同时发表有关富裕生活的报告时,贫困报告才会发挥作用。一旦如此,人们就会发现,二者并不能相互对应。无论如何,就分配状况而言,在世界范围内奥地利还是属于最为均衡的国家之一。

很多情况下人们缺乏热情,缺乏全身心的投入,缺乏工作能力,原因就在于制度。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想工作,因为工作的净收入几乎并不高于领取救济者的所得,此外他们还享受相关的优惠。

绝大多数奥地利年轻人在民意调查中表示,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大目标是安全与自由,但是这样的回答与现实表现多少有些不符。林茨大学不久前调查在校大学生,其中30%声称,他们的职业目标是做公务员,仅有17%的学生愿意进入面向国际的竞争性行业。这样的结果十分明显地暴露出双重问题,即缺少应有的刺激及刺激错误。

这样的问题在一个领域里暴露得最为明显与严重,直接涉及未来,即我们的出生率属于世界最低的国家,与此同时我们对家庭的优惠补贴按国家支出的份额计算,又属最高的国家。正是在这一方面,出于社会和教育的考虑必须实施正确的刺激导向,诸如为学前儿童扩充高质量的全日制幼托机构,以及发展交汇型全日制小学,即如法国那样,法国的出生率就明显高得多。就这方面而言,现在和将来都是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减少部分时间就业的妇女比例。

最为突出也最令人不安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例如不再行使他们的民主选举权利。在各州议会选举中投票率达到了历史低谷。奥地利学生会选举时28%的投票率表明,积极努力地塑造自身外部环境的人越来越少。不参加选举的趋势在持续,如果空洞的表白和政治机会主义继续胜过明确的设想与纲领的话,这一趋势还会强化。一旦政治堕落成脸谱事件及娱乐活动,浅薄的娱乐时代就会降临。

最为险恶的是这一类政治大杂烩,它们格外要求经济能力而非政治上的能力,在此背后隐藏着富有广告色彩但却错误的信仰,即可像管理企业一样去管理政党和国家。政治固然必须强化诸如效能和成本意识等标准的考量,但除此之外能干的政治家还必须要有远大的目光,并能够向选民做出解释,且自身亦能将之转化为具体政策。

现在对各类问题并不缺少方案、专家鉴定以及权威的对策建议。真正缺乏的是大胆的决策并付诸实施。奥地利已经将议会任期由四年延长到五年,但这样的延长却并没有带来更多转机。

为了不让人们对政治的失望情绪继续上升,不给蛊惑人心者提供更大的空间与土壤,这种延长恰恰是一剂错误的药方。只要存在真空,就会出现这样的团体,他们依靠着前台的抗议活动而生存,且并不需要什么整体设想,也无需向人们指引方向。正因如此,奥地利未来的最大危险将出自于这样的政策,即没有力量提出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也不能坚定不移、果敢顽强地关注其目标。遗憾的是随大流的政治家越来越多,具有坚定信念的政治家日益稀少,所以是时候唤醒人们了。

领导人物层出不穷,他们带来社会变动,面对逆境如经济不景气等绝不推卸责任。但要及早发现他们,并且给以支持和系统化的培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以其权限与能力展示出前景,去迎击形形色色的左右两端势力。

《安逸时代的终结》,(奥地利)汉内斯·安德罗施著,晏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1月。本文摘自该书第四章,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汉内斯·安德罗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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