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6月于会泳出生在山东胶东一靠海渔村，胶东当时盛行皮黄，于会泳自小耳濡目染，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不少民族乐器，而且越玩越好，名气越来越大。

于会泳老家是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进入部队文工团。他父亲早逝，靠母亲拉扯成人，对慈母有着深刻挚爱，是个孝子，正是这个“孝”字引发了几乎牵扯他一生的后果，对他后来在“文革”中追随江青、效忠“四人帮”起到重要作用。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抗战结束内战又起，于会泳所在部队文工团因遭国民党部队围攻被疏散，年轻的于会泳不知自己能否活到战后，手头刚好有一包部队分发的物资，他想到如果自己死了也能给母亲留下一点“遗产”，于是写下一张纸条，请求“蒋军兄弟们”把这些东西转寄其老母，即便拿走东西，也至少请将随附物资之中的一张照片寄给母亲以作留念，并在照片后留下了母亲的地址。写好了纸条，于会泳又有些犹豫，便问文工团教导员张显可不可以这样做，张显觉得这样不好，把纸条收了起来。

战事结束，张显将纸条交给了上级领导，上级对此十分震惊，认为这是“变节”行为，召集全体文工团员对于会泳进行批判，于会泳被隔离审查，随后调离文工团，调入《胶东文艺》搞些誊写工作。

这张主观上没有“投敌”动机、客观上没有形成任何事实，同时表明他已经做好牺牲准备的纸条，没有落入“蒋军兄弟”手中而被自己同志装进了档案。

此后，于会泳战战兢兢、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业务上。他凭借音乐技能，对音乐的理解有了飞速提高，并以令人交口称赞的工作成绩重新回到文工团。

政治上绝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于会泳以优异成绩被推荐到“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1956年更名为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并入了党。在上海的一年学习中，他的多才多艺和勤奋好学，给院长贺绿汀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他毕业时留下了他。

根据音乐学院要求，他参与了民间戏曲、曲艺的整理工作。于会泳的音乐悟性极高，很快在工作中取得了成绩。就在他潜心研究、并得意于业务成就时，频繁和高涨的政治运动不断袭来，于会泳因为那张写给“蒋军兄弟”的纸条，成为历次运动中的批判对象——“党内民主派”“白专道路”，等等，档案里的材料也越来越多，使他在政治上有了永无出头之日的感觉。

越是政治上无望，他就把越多的精力投入到艺术创造中，到“文革”开始前，他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理论著作、论文和歌曲创作大有收获，初步形成音乐理论的“于氏体系”，在音乐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业务上的精进，使于会泳产生了改革中国传统京剧的想法，他认真聆听京剧名宿讲座、虚心向精通西洋音乐的理论家们求教，提出京剧“改用普通话的声调系统”的创新建议，写出了第一篇京剧理论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成为日后从事“样板戏”音乐创作的指导思想。

蓬勃兴起的“革命现代京剧”给这位造诣深厚的音乐理论家带来巨大机遇。江青对参与“革命现代京剧”的音乐工作者们提出：“一是懂现代音乐；二是懂戏曲的规律；三是愿意搞戏曲现代戏音乐创作。”这三条标准简直就像为于会泳度身定做。他的机会来了。

1965年3月6日，于会泳一脚跨进了上海“戏改创作小组”，也意味着他从此跳进了中国政治的火坑。进入戏改小组没几天他就尽显才华，先后发表数篇重要文章，不仅用优秀音乐作品征服了演员，更重要的是打动了江青。

6月11日是于会泳的重大日子，江青不仅接见了他，还认了老乡。于会泳对江青敬仰、膜拜，原本常情，加上于会泳档案里的一把破事，他内心希望得到一种认可。不过，他没有想到依靠江青来保护自己，他与江青地位差距太大。

于会泳的音乐才干深得江青倚重，他实际成了江青的音乐顾问，甚至有不经批准直接面见江青的待遇，在上海，除张春桥唯于会泳一人。尽管如此，上音领导对他却无好感，党委书记钟望阳从于会泳档案中看到他斑斑劣迹时，率先向于会泳发难。

钟望阳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报告，陈述于会泳历史问题，要把他调回学校，张春桥并不理睬，指责上海音乐学院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文化大革命”猝不及防地突然降临。此时，还没人知道运动的方向，钟望阳亲笔把于会泳划进了“三反分子”名单，这不论对于会泳还是对钟望阳自己都是一场灾难——于会泳发迹后，造反派让钟望阳跪在上海音乐学院门口“迎接”这位时代宠儿、政治新贵。

艺术家变成政治家

始终对政治运动胆战心惊的于会泳被运动了，成为“牛鬼蛇神”，批判于会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不论懦弱的于会泳如何哭泣、哀嚎，都无法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牛棚、批斗、检讨、交待、抄家，一样不少，于会泳的档案也被公布，不仅问题一大堆，更有那张写给“蒋军兄弟”的纸条。于会泳“叛徒”证据确凿。

1966年9月下旬，上海市委通知《智取威虎山》《海港》进京公演，钟望阳再度阻拦于会泳，可他不知道于会泳在江青眼里的地位究竟有多高，阻拦没有成功，于会泳不仅进京，演出结束受接见时，江青还把他拉到舞台中央并肩接受欢呼。于会泳自然对江青感恩戴德。

不过，此时政治气候尚不明朗，上海造反派对于会泳在北京所受礼遇并不买账，他刚回上海就被造反派截住揪斗，他们让于会泳光着脚，鞋子挂在脖子上进行批斗。于会泳被逼不过，只好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性格中软弱一面暴露得淋漓尽致。被批得精疲力竭的于会泳终于支撑不住，严重的胃病复发，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渐渐地，造反派们知道了于会泳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江青对他的器重，开始鼓动于会泳造反，于会泳从病床上站立起来，站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1967年2月，已经在上海呼风唤雨的张春桥召于会泳谈话，严厉批评了他在“你死我活两条路线斗争”中的软弱性，同时委以重任，令其全面负责“革命样板戏”。

于会泳自参加革命后，经历亦算坎坷，历次运动虽不致命却都有他一份，这令胆小懦弱的于会泳惶惶不可终日，艺术的成就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尊严，江青的礼遇使他受宠若惊。他对江青的投靠，与其说是政治上的投靠，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投靠，江青给了他一种归宿感，不仅让他尽情释放自己的才华，更让他看到人生的价值。这样的事不论谁遇到恐怕再难继续保持政治情操。

1967年5月，于会泳被召进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城楼观礼，江青亲自把他引荐给毛泽东。得到领袖青睐的于会泳彻底脱胎换骨，把自己的命运与江青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1968年4月25日，于会泳主持斗争大会批判恩师贺绿汀，这意味着于会泳与旧时代的决裂——艺术家于会泳从此变成政治家于会泳。

苦心经营

于会泳对样板戏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三突出”理论，这个理论伴随“文革”祸害中国文艺界将近十年。1968年5月23日，《文汇报》刊登了于会泳的文章《让文艺界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文章首次使用了“三突出”概念，这个理论的具体表达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于会泳把这个理论的发明权拱手送给了江青。

接着，于会泳被“推选”为中共九大代表。有意思的是那张曾经在革命前辈看来十分重要的、写给“蒋军兄弟”的纸条，却被“极左”的张春桥、徐景贤们不屑一顾。徐景贤把这张纸条从于会泳档案中抽了出去，于会泳的“历史问题”顿时消失，利用这张纸条整过于会泳的人陡然失去了“于会泳是叛徒”的证据，其下场殊为悲惨。

九大召开，于会泳进入大会主席团，坐上了主席台。大会期间，以《智取威虎山》向与会代表进行汇报演出，演出开始前，样板戏的大功臣于会泳发言，他平时不善言辞，语言木讷，突然变得伶牙俐齿，在介绍了江青如何为京剧革命呕心沥血之后，满怀深情地赞美江青“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于会泳的赞美是发自肺腑、真心诚意的。是江青赋予其政治生命。

对样板戏，于会泳苦心经营、呕心沥血。1969年从《智取威虎山》开始，八个样板戏逐一拍成电影，尤其在《杜鹃山》中，于会泳把才能发挥到极致，对原来的唱腔进行重大修改，为柯湘专门设计了一个象征形象的音型贯穿全剧，念白上全剧采用韵白结构，使《杜鹃山》基本实现了歌剧化而又完全是京剧的感受。

“文革”期间，文化部已被彻底砸烂，1970年成立国务院文化组，主要工作是抓样板戏，于会泳为小组成员。“文化组”后来渐渐承担起文化部职能，于会泳攀升副组长，1975年初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恢复文化部机构设置，经周恩来提议，于会泳出任文化部部长，达到他政治生涯顶点。

自于会泳升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后，于会泳开始负责全国文化工作，国内所发生的各种政治运动、政治事件，他都脱不了干系，如“批林批孔运动”“风庆轮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不论他本人以如何的心态对待这样的事件，但他对江青的服膺，使他必须按照江青的要求去执行工作，于会泳对此承担必要责任是理所应当的。而历史一旦被颠倒，于会泳的命运可想而知。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于会泳作为“四人帮”集团的骨干接受审查。1977年8月28日晚于会泳自杀， 8月31日，经抢救无效，这位天才而又勤奋的艺术家，背负着本不该由他背负的命运走到了生命尽头，伴随他离去的则是中国戏剧史、音乐史乃至中国历史中永远不会被抹去的八个样板戏。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