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虫让人想到历史上遮天蔽日的“蝗灾”。它像洪水一般席卷，留下农夫呼天抢地的惨象。

漫长的蝗灾的记忆和文化积淀，使蝗虫与灾害建立了单向的固定联系，类似于条件反射式的“意义自现”。单就蝗作为昆虫而言，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还有可爱的一面。小时候特别喜欢到野地里捉蝗虫，那是一种颜色呈碧绿或赭黄、特别能蹦的有趣的虫子。它的复眼虽没有蜻蜓那般灵敏，但捉住它并非易事——它飞起时翅膀会在草野的上方起一痕嫩绿的颤晕。后来“文革”来了，大人们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秋后蚂蚱，蹦不了几天。”不过，蝗虫没划入“四害”，侥幸漏网。

后读陈独秀《湖南人底精神》一文，自述自己蹲北洋监牢时，忽想到当下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禁自言：湖南人的精神哪里去了？他借用杨度的一句话，就是“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为此他引用一篇法国小说对蝗虫渡河的描述：你见过蝗虫，它们怎样渡河吗？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它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

法国作家这样写蝗虫渡河，更像是一篇寓言文字。独秀先生意在阐明，人类渡河前行的历史与蝗虫前仆后继“搭桥”颇为相似。那些将生命融入桥梁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却将真生命留在了桥上——那座桥才是无数渡河勇士的真生命。他觉得非如此无以表现湖南人的精神，因此将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视为“蝗虫”，黄克强、蔡松坡等人亦视为“蝗虫”。而陈独秀自己更是一只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蝗虫”！

当年独秀以“蝗虫”为喻，需要勇气。陈的故乡怀宁县也屡遭“蝗灾”，在县城东门和北门都有供奉灭蝗之神的庙。东门的那个庙叫“八蜡庙”。灭蝗之神叫刘猛将军，据说他朝天挥剑即能驱除蝗群。一遇蝗灾，官吏们就战战兢兢，前呼后拥地来此叩头祈祷。因此北门那个庙干脆就叫“刘猛将军庙”。但法国小说中的这段话颠覆了他对“蝗虫”的印象。

在胡适看来，语言的僵化和诡异均源于所谓“名教”：说某人是“忠实同志”，便是教人“拥护”他。说某人是“军阀”“土豪劣绅”“反动”“反革命”“老朽昏庸”，便是教人“打倒”他。故“忠实同志”“总理信徒”的名，要受到“拥护”。“反动分子”的名，要被“打倒”。故今日墙上的无数“打倒”与“拥护”，其实都是要寓褒贬，定名分。不幸的是，今天要打倒的，明天却又在拥护之列了；今天的忠实同志，明天又变为反革命了。

问题是，“名教”是怎么来的？适之先生仅仅追究到“必也正名乎”的孔夫子那儿，并不能令人满意。

1958年茅盾在长春发表讲话，指陈文艺创作僵化时举了一个用词的例子，他说荷马史诗中曾用“像苍蝇一样勇敢”来形容士兵前仆后继，中国作家是不敢也不可能这样写的。为什么形容勇敢不用老虎、狮子，而用苍蝇？因为用老虎狮子陈旧，用苍蝇是新鲜的，苍蝇见了糖或血就聚飞来，赶走了又回来，坚韧得很，适合形容一群兵不断扑向一个目标的情形，使人看了就会发生活泼泼的联想。

讲完后，茅盾又郑重声明：他无意用苍蝇来形容今天的勇敢战士，若这样形容就很不妥当了。茅盾心有余悸并非没有根据：几年前他也曾如此说，结果收到不少来信，指责他把战士比作苍蝇是诬蔑“我们的战士”。

想想看，苍蝇当时被列入“四害”，谁敢“像苍蝇一样勇敢”？谁敢用它来形容“我们的战士”？后来茅公在公开场合变得沉默，不再说“出格”的话。后来他主持的文化部被“最高指示”点明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他因此被免去部长一职，就此搁笔直至老死。

家人在整理茅盾遗存的日记时，发现里面搜不到任何“刺儿”，比大风刮过旷原还要干净。

不得不承认，社会的上层建筑确实存在一个巨大的过滤网。这个网遵循的法则是“同胜异汰”——任何异物、异见、异词甚至异味都休想透过它。久而久之，网内存活的一切（包括语言）都类似醉虾那般形活实死，无比鲜艳，却了无生气！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