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生活世界”

2015-03-01 18:55:29

如果说,前苏联、东欧国家曾体现了一种现代化进程,人们或许会感到疑惑。但就现代性的意涵而言,工业文明无疑是个主要标准。因此,前苏联、东欧国家大力推行的工业化改造,正是属于后发国家的一种现代化行为。只不过,由于它们只想要经济现代化,拒绝政治现代化,这场现代化追逐最终归于失败。

现代性还有一个内容,就是世俗化过程中权力的扩张。在计划经济时代,苏联、东欧国家的工业发展不如西方,环境却仍然遭到严重破坏。原因很简单,按照极权政府的现代化理念,为了迅速赶上西方的物质水平,人和环境的牺牲不重要。

捷克当代作家克里玛的《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一书,有一段就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工业污染的现象:一家规模很大的国企,工厂像是一座城市,有自己的街道、医院、食堂、图书馆和宿舍;由于缺乏安全措施,车间经常发生爆炸,空中弥漫着粉尘和臭气;工人们都是世代接班,有几百名女工,健康状况都很差。但是,没有人想要离开,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噩运不会降临自己。

另一位捷克作家哈维尔也曾回忆小时候看到的工业污染,“我沿着穿过田野的小路到附近的学校上学,一路上瞥见出现在远方地平线上的巨大烟囱,从那里释放的滚滚浓烟播散于天空,那十有八九是为生产军需而仓促建成的工厂。”对此人们的看法是,尽管浓烟滚滚的烟囱又脏又臭,但它却服务于一个美好的目的,生产大量必需的物质。至于环境污染,完全可以在工艺学的范围里得到消除。

人们尚不清楚工业污染将会破坏森林、土地、河流,灭绝野生动物,危及人类健康。哈维尔本人那时也不知道环保概念,他对工业污染的反感源于自然本能。他声称自己并非在提倡取消烟囱,回到中世纪的田园生活。但是他觉得,人们应当反思现代化的神话,它带来舒适生活的同时,造成生态灾难,导致人的精神危机。环境污染不过是世俗化过程的时代反映,这个时代由科学理性统治,试图越过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的界限及某种规定。

哈维尔由此指出,在从前人的“生活世界”里,人们有着真实的个人经验,举凡日出日落,云起云散,都具有活生生的一望而知的含义。这个“生活世界”里的人与环境是内在统一的,拥有某种绝对的前提。人们历来对此怀着敬畏,尊重自然秩序的适度性。然而,如今的捷克却是,一方面成千上万的生命在监狱遭受蹂躏,被奉献于科学乌托邦的祭坛;另一方面森林被砍伐殆尽,野生动物几近绝迹,农作物受到化肥和农药污染,表层土壤大量流失。人们自称能够解释和征服自然,结果却摧毁了它。

更深刻地说,这是现代科学、理性主义和工业革命自身危机的反映,现代人无视“生活世界”的经验常识,依赖于假设的历史必然性的抽象图式,最终导致了某种非个人化的现象。从前的统治者也许是有个人性的,如今权力变成匿名和非个人化的过程,膨胀成官僚机构的统治。这种非个人化的权力在极权制度中得到最彻底的体现,它剥夺人们的良心、常识和实际的人性内容,使得人们逐渐丧失诚实、同情、勇气和愤怒之类传统的情感。

正是基于这同一理性世界观,西方知识界才将极权制度误解成一种试图建立福利社会的奇特做法,而没有意识到,以现代性名义产生的极权危机是全球性的。这并不是说,极权国家有一天会征服全世界,也不意味着极权国家一旦消失,世界就会得救。诚如捷克哲学家别洛赫拉德斯基所指出,现代理性是建立在非个人的客观性假设上,而人性与环境的不断毁灭正是这位哲学家所说的“非个人化的末世学”后果。

捷克异议作家思考的,不仅仅是抵抗极权制度,更是抵抗非个人化的现代世界观,这是一场保卫人性的全球性斗争。因此,从技术上重视环保,是不可能阻止普遍的非个人化趋势的,因而,也不可能真正达成全球的环保共识。问题不在于科学技术的运用,而在于人们能否恢复对“生活世界”的尊重,重建个体经验,并以此作为评判事物的尺度。

这样的论述看上去模糊、不现实,但除了每个人都回到自身经验,并承担起对这个世界的责任,使生活更富有人性内容,人类还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吗?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景凯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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