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0日，邓力群在北京逝世。新华社的消息发布后，先在自媒体成为“头条”，接着纸媒体跟进报道，有点满城争说的喧嚣。

新华社的消息说，邓力群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官衔在权力金字塔上，离最高决策圈还有点远，但他的影响力却曾数度深入决策圈。

邓力群，1915年出生在湖南桂东。1935年开始参加革命，并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他担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部长，中共区委干事。那一年，他还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曾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等。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洪流，让邓力群在得到历练的同时，也积累起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他也是党内的“秀才”之一，早在延安时代起，即已经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圈”。到20世纪50年代前期，他曾给刘少奇当秘书；后期他是陪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秀才”之一。1975年邓小平复出整顿，他成为类似于邓小平“智库”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他随即成为起草邓小平讲话稿的人之一，曾深得邓小平的信任。

邓力群善于在复杂的形势下完成工作。1949年彭德怀的“一野”翻越祁连雪山，取道河西走廊的张掖，进至酒泉，进向新疆。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于8月中旬派邓力群从莫斯科秘密到达新疆，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联络新疆各方进步力量，力图推动新疆和平解放。邓力群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中共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成功说服包尔汉、陶峙岳，坚定了他们和平起义的决心。邓力群还与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领导人，迪化市地下党负责人等方面建立联系，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邓力群是出了名的硬骨头，遇事敢担当，这为他在中央高层赢得良好的口碑。也正是靠这种担当，邓力群赢得了邓小平的赞誉。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政研室的负责人都被要求加入批邓行列，有的人甚至主动出击批邓，但邓力群坚决顶住。《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作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发全党批判。邓力群当着清查者的面，在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他表示：文章是他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其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

从理论认知上来讲，邓力群与中央高层陈云、李先念等更接近一些。1980年，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出版《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意在为当年的经济调整提供决策参照。书出版后，他指示媒体持续宣传，并身体力行地在中共中央党校进行宣讲，以“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为题宣讲四次。

邓力群与邓小平关系的远近，常常是根据观点的同与不同来决定。在这方面，邓力群展现了他倔强的一面，有时也让人们指控他的“左”有了更多例证。

但值得人们记忆的是，邓力群在担任社科院副院长之际，曾大力支持建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这最初是一个得到国家经费资助的业余研究组织，在当时可谓一大创新。该研究组的调研工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1年，邓力群早已退出权力圈。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与上海市干部多次谈话，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邓小平谈话在上海干部圈内引起了震动。《解放日报》也开始发表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传达邓小平谈话精神，强调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还提出，“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等于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随后，《求是》《当代思潮》连续发表文章，大谈“姓资姓社”的问题。不久，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次争论，让邓力群成为在当代理论与思想界“左”营的标杆人物。对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邓力群既然被称为“左”营的代表，当然会有拥护者和反对者。两“者”之间的喧嚣，充满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按照古人的传统，应善待逝者。两“者”都不妨消消气，让他老人家走好！

作者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