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

2015-03-01 18:56:17

2015年2月10日,邓力群在北京逝世。新华社的消息发布后,先在自媒体成为“头条”,接着纸媒体跟进报道,有点满城争说的喧嚣。

新华社的消息说,邓力群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官衔在权力金字塔上,离最高决策圈还有点远,但他的影响力却曾数度深入决策圈。

邓力群,1915年出生在湖南桂东。1935年开始参加革命,并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他担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部长,中共区委干事。那一年,他还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曾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等。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洪流,让邓力群在得到历练的同时,也积累起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他也是党内的“秀才”之一,早在延安时代起,即已经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圈”。到20世纪50年代前期,他曾给刘少奇当秘书;后期他是陪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秀才”之一。1975年邓小平复出整顿,他成为类似于邓小平“智库”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他随即成为起草邓小平讲话稿的人之一,曾深得邓小平的信任。

邓力群善于在复杂的形势下完成工作。1949年彭德怀的“一野”翻越祁连雪山,取道河西走廊的张掖,进至酒泉,进向新疆。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于8月中旬派邓力群从莫斯科秘密到达新疆,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联络新疆各方进步力量,力图推动新疆和平解放。邓力群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中共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成功说服包尔汉、陶峙岳,坚定了他们和平起义的决心。邓力群还与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领导人,迪化市地下党负责人等方面建立联系,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邓力群是出了名的硬骨头,遇事敢担当,这为他在中央高层赢得良好的口碑。也正是靠这种担当,邓力群赢得了邓小平的赞誉。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政研室的负责人都被要求加入批邓行列,有的人甚至主动出击批邓,但邓力群坚决顶住。《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作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发全党批判。邓力群当着清查者的面,在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他表示:文章是他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其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

从理论认知上来讲,邓力群与中央高层陈云、李先念等更接近一些。1980年,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出版《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意在为当年的经济调整提供决策参照。书出版后,他指示媒体持续宣传,并身体力行地在中共中央党校进行宣讲,以“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为题宣讲四次。

邓力群与邓小平关系的远近,常常是根据观点的同与不同来决定。在这方面,邓力群展现了他倔强的一面,有时也让人们指控他的“左”有了更多例证。

但值得人们记忆的是,邓力群在担任社科院副院长之际,曾大力支持建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这最初是一个得到国家经费资助的业余研究组织,在当时可谓一大创新。该研究组的调研工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1年,邓力群早已退出权力圈。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与上海市干部多次谈话,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邓小平谈话在上海干部圈内引起了震动。《解放日报》也开始发表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传达邓小平谈话精神,强调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还提出,“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等于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随后,《求是》《当代思潮》连续发表文章,大谈“姓资姓社”的问题。不久,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次争论,让邓力群成为在当代理论与思想界“左”营的标杆人物。对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邓力群既然被称为“左”营的代表,当然会有拥护者和反对者。两“者”之间的喧嚣,充满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按照古人的传统,应善待逝者。两“者”都不妨消消气,让他老人家走好!

作者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徐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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