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高级官员的腐败最能代表一个时期腐败的“高精尖”模式，对下又极具“示范”意义。

2014年底，最高检副检察长邱学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当前职务犯罪的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发展演变趋势，即系统化、区域化、家族化、群体化等动向更加明显。从一起案件、一个犯罪嫌疑人入手，往往牵出一大批案件，有的波及一个单位乃至整个行业系统。

这在高官腐败中表现尤为明显。

“一家两制”输送利益

据《财经》统计，十八大以来至2015年1月23日，共有62名省部级以上“大老虎”（其中包括军队腐败中的徐才厚）落马。目前移送司法机关的有37人，其中4人已经领刑。

虽然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自1982年就成为中共反腐斗争的重要策略，但其力度在十八大之后表现最为显著。2014年，中管干部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的人数是30人，这个数字是前一年的3.75倍，在近30年中高居峰值。

此前数年，每年进入司法程序被检方立案的省部级以上高官数量多在个数，上一个峰值是2004年，当年有11名省部级高官被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在纪委或司法机关已公开的有案情信息的34名落马高官中，涉嫌收受贿赂或经司法认定构成受贿罪的有30人。

高官腐败投射出的一大新特点是公权力家族化、腐败家族化。官方信息显示，30名落马高官的案情通报中，明确提及其配偶、子女等亲属及特定关系人参与利益输送的比例达40％。

官员变现手中权力，通过家属等“曲线”敛财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官员兜售权力，其家属负责收取贿赂，比如周永康，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等。倪发科案已一审判决，他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谋利，收受财物1296万余元，且有580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因此获刑17年，充当其受贿“中介”的有其妻、妹夫、兄弟、特定关系人；其二是实现公权力与市场资源的有效利己配置，帮助亲属从事经营活动，“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如周永康和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等。在周永康案中，周涉嫌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这两种方式的谋利实质上都是将公权力家族化，把权力当作官员及其家族共同攫取利益的“通行证”。如果说“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尚存在官员家属被拉拢、腐蚀的可能性外，第二种谋利方式则是主动出击实现利益最大化，但风险也最高——“一损俱损”。

后一种谋利方式被中央纪委首次命名为“领导干部‘一家两制’的利益输送新形式”。2014年11月，中央纪委公布第五巡视组反馈的巡视情况时称，这种形式“手段隐蔽”，并要求有关省份妥善研究应对领导干部“一家两制”造成的利益冲突问题。

领导干部的亲属特别是高级官员的近亲属不得经商的禁止性规定，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有但“令行不止”，官员级别越高，其家族化腐败的形式越隐秘，染指的领域也具有高度垄断性。

《财经》此前披露，周永康之子周滨已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批捕。依托其父的政治资源，周滨建立的商业帝国横跨中外，涉及水电、石油、投资等项目。

权贵结盟“依附”

62个落马高官虽分布在北京、海南、重庆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但他们并非单一孤立，早已织成纵横交错的腐败关系网。

“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首次出现在2014年底的官方文件中，这主要是指周永康及其秘书、下属等群体性腐败现象。高级官员一旦拉帮结派，结成腐败共同体，则层层传导形成更大的辐射面，已不仅仅表现为“窝案”“串案”。

他们拉帮结派，在政治上互相依附，经济上共同分利。比如周永康的原秘书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及其原下属李崇禧、李东生、谭力、李春城等，都在这场“打虎”风暴中落马。

据《财经》了解，周永康之子周滨同郭永祥之子郭连星、蒋洁敏之子蒋峰均有交集。与周家类似，郭氏父子也涉嫌共同收受巨额贿赂，同时郭永祥的儿子受其父荫庇从事经营活动谋利。

2014年10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王岐山强调“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在同年1月习近平曾称，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在2014年和2015年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检查单”中，对四川、河北、山西等地的巡视情况反馈中提到，个别领导干部、国有企业内部“搞团团伙伙”或类似警示。

“腐败已由手工作坊式的操作，进入集约化、规模化的发展过程中，从权钱交易到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必然要拉帮结派才能经营下去。”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分析，权钱交易在单个人之间就可以完成，权色交易已具有“团团伙伙”的色彩，才能实现非物质化的贿赂，但并不具备集约性、规模性，但一旦发展到权权交易，“必然要拉帮结派，超越物质交易、非物质化交易，进入‘政治联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