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初，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秦城监狱受讯的画面曝光。他神情落寞，不时掏出纸巾轻拭眼角。

如果秦城监狱也有“朋友圈”，那些落马的省部级干部应该不会那么寂寞。仅2014年，最高检察院通报共查办周永康、徐才厚、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金道铭等28名省部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往前回溯五年，2008年至2012年，进入司法程序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省部级以上官员一共才30人。

2015年1月7日，原国家领导人、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通报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两年前，习近平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即提到“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话落有声。周永康之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刑未上常委”的现实不再是障碍——这无异于在所有贪腐或试图贪腐的官员头上悬起一把利剑。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发轫之初似与往年并无不同。早在1993年，中央就提出“适应新形势深入反腐败”，腐败与反腐是改革开放后官民关注的恒常话题和重中之重。而一些案件的查办此前也非无迹可寻，比如，与周永康关系密切的原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在2012年4月被调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的亲密同僚、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原副部长谷俊山，于2012年2月从总后领导名单中“消失”。

但一经发轫，此后却是波澜壮阔。中共中央不仅对周永康案立案审查，且附着和环绕于周的“秘书帮、石油帮”轰然坍塌，涟漪波及政界、商界、司法界、甚至黑道；徐才厚之下则有另外15名军级以上高级干部贪腐被查；再到新近落马的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早其落马的兄长、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山西“塌方式腐败”一举被掀。

在这场反腐“大戏”中，党、政、军均有高级干部折戟，“老虎”“苍蝇”被拍落众多。

“猛药去疴”的反腐战术和速度超出以往想象。与之相应，挖掘出的“冰山一角”腐败现实也大为升级，高级官员家族式、规模化腐败令人震惊，一些地方、领域的塌方式腐败，官员和官商重陷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式的封建陋习等，对中国政情、经济造成的损毁难以估量。

从中央纪委监察部和最高检察院的公开通报中，《财经》记者爬梳了自201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八大之后至2015年1月23日落马的主要官员，共计631人，其中被查处的国家级正职和副职领导人有4人，有72人是军级以上军队干部和省部级正副职，厅级干部有506人，处级干部31人，另有18人级别信息不明。

“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看，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这是2015年1月13日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的最新反腐宣言。

与之吻合，再往前两个多月，2014年10月25日，王岐山在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提出“不断加大治本力度”，这与此前他的一贯表述“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有所不同。

借由对样本和案例的分析，《财经》试图明晰这两年查处的案件特点和症结，解析中国当下的反腐如何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空间。

往前回溯，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后，1997年12月至2000年12月，王岐山曾前往广东化解金融危机。通过广国投破产、粤海重组和关闭800多家中小金融机构这三步“没有选择的选择”，通过“砍树救林”，划出防火带，成功处理了一次经济危机。在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时，习近平和胡锦涛谈及腐败危害时都使用了“亡党亡国”之语——也就是说，这一次，国家领导人面临另一场危机。

王岐山曾用“水落石出”来形容1998年以后蔓延广东的金融危机，而以此来形容当下的腐败现实，亦是非常贴切。两年多来，中央纪委如一把快刀，斩向腐败团团乱麻，短时间内清扫官场各种症结与弊病，压迫灰色寻租与潜规则空间，官场风气为之一新。

在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王岐山提出要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治病树、拔烂树，坚决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这是又一次的“砍树救林”：砍去烂根的大树、树群，砍倒不治的病树留出隔离带，防治病虫小害，防止林病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