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日本论”

2015-03-16 13:49:10

陈舜臣先生去世了。翻一下他的书目,几乎全是写中国。对这位日本作家格外悼念,也是念在他写中国历史,念在华裔。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说过:“陈先生极流畅的文章有一种气质,那种气质大概是文如其人,一定也来自中国古典文艺的教养。”加藤认为战败后作家们对于汉诗文基本是文盲,日语散文日益失去了气质。

我记起陈先生的随笔《日本人与中国人》,1971年出版。转年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陈舜臣说:“要和邻人搞好关系,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邻人跟自己不一样。不要在自己的头脑中随意制造邻人的形象。随意造出个别人的形象,人家跟这个形象不符就生气。”世界上最被中国人想当然的民族就是日本了,所以我们应该读《日本人与中国人》,应该读《菊与刀》。

美国人鲁斯·本尼迪克特探究日本人,贡献了《菊与刀》。或许也有点超英赶美的心理,好些人抱怨我们的日本研究没写出如此经典。中国确无“菊与刀”,但有周作人,他的日本论足以与之媲美。不过,出于另一种心理,或许又有人遗憾他关于日本终未写一部专著,长篇大论。

说道日本,论说日本,对日本人评头品足,日本就叫它日本论、日本人论。说来世界上最古老的日本论出自中国人之手,即陈寿《三国志》中有关日本的记述。可在这事上,好像中国人特别谦虚,公认中国研究日本远不如日本研究中国。这像是事实,但自有其历史原因。

日本人研究中国的传统长久而深厚,起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位于汉字文化圈边缘,仰中国为师;二是要侵夺,所以连大陆哪里有个小煤矿都记录在案。与此相对,中国有事才注意这“蕞尔小国”。譬如明代,虽然倭寇颇多中国人山寨,但毕竟寇起于倭,就有了《筹海图编》之类。到了清末,黄遵宪第一个实地考察了明治维新,撰著《日本国志》,惜乎被久束高阁,人们读它是甲午战败以后了。

痛定思痛,却也常常好了伤疤忘了疼。1928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论》,宫崎滔天说他的日语比日本人还好。有日本人认为此书具备体系性,堪与《菊与刀》比肩,可是,我们自己不把它当回事。西方的和尚会念经,这一点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一个样。

日本人把《菊与刀》奉为经典,有它的历史背景。1948年,日本人灰头土脸,价值观混乱,不知怎么往下活,突然舶来这么一本书,本来美国人写给自己看的,日本人却从中看见自己,看的是自己在美国人眼里什么样。原来日本文化还有个型,作为“耻文化”与西方的“罪文化”相对,平起平坐。从此日本人更爱日本论,当然,也可能近代以来活得不安生,用更无情面的解剖来自拔。

欧美人写日本当然跟自己比较,而近代以来日本人研究日本,写日本论,拿西方作参照,跟地理、历史、文化都非常遥远的西欧相比。盆景、算盘乃至汉字,西方人以为是日本的,可我们一看,都是中国的。中国人走上东京街头,只要不开口,真看不出是老外,但仔细观察,举止做派就露了馅。这种观察,恐怕只有中国人韩国人做得来。周作人说:“西洋人看东洋总是有点浪漫的,他们的诋毁与赞叹都不甚可靠,这仿佛是对于一种热带植物的失望与满意,没有什么清白的理解,有名如小泉八云也还不免有点如此。”《菊与刀》论日本人,很大程度上论的是东方文化东方人,好像隐约说到了自己,我们中国人读来也有趣。

人们乐道《菊与刀》揭示日本人的两面性,这恰恰不是它的一大发明。周作人早就说过:“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周作人正是为解答这个疑情或奇迹,多方面砌筑他的日本论。

周作人观察日本的基点是他怀念东京的心情。他喜爱日本,首先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感与批判,唐的宦官、宋的缠足、明的八股文、清的鸦片,人家都不曾拿去,拿去的都是好东西,这使他更突出日本的好。

一些中国人日本住得比他久,但没有他那样的中国素养,没有他那样的阅读能力,至于观察与书写倒在其次。《日本第一》(傅高义著)之类著述畅销一时,终究是属于国际关系论或国际社会学的研究。周作人的日本论具有比较文化、比较文化史的价值,至今不过时,虽然读来不大如当代中国语译本那么平易。

作者为旅日学者

李长声/文
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