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浩亮”这个名字，在“文革”中差不多家喻户晓，他是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他本名“钱浩梁”远不如“浩亮”两个字令观众熟悉。

把“钱浩梁”改名为“浩亮”的是江青。江青喜欢给人改名，还把殷承宗改为“殷诚忠”，把薛恩厚改成“薛今厚”。在那个年代，能被江青青睐是极大荣耀。

钱浩梁生于1934年，6岁随父练功，10岁入上海戏剧学校学戏。后来他又考入中国戏剧学校，跟著名武生尚和玉学艺，加上自己原本的功底和勤学苦练，钱浩梁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56年钱浩梁成为中国戏剧学校首届毕业生，并留在属于该校的实验剧团。1959年在演出《伐子都》时，钱浩梁扮演的子都技惊四座，赢得同行一致好评，被认为是“全活”尚派大武生。他不仅在舞台上站住了脚，同年还入了党。这一年他25岁。

钱浩梁的扎实功底，给他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伤痛。

1962年，钱浩梁由实验剧团调入中国京剧院。中国京剧院集中着国内许多著名京剧艺术家，是青年演员十分向往的地方。钱浩梁先在京剧院四团待分配，在一次顶替别人演出《伐子都》时，近乎完美的表演获得满堂彩。《伐子都》成为钱浩梁最拿手的剧目，即便在他出演《红灯记》中的李玉和而大红大紫之后，也始终认为自己真正的代表作是《伐子都》。巧的是，在观看演出的观众中有一位不寻常人物——江青。钱浩梁的完美演出给江青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仁不让

稍后，钱浩梁被分配到京剧一团，成为著名京剧艺术家李少春的弟子，只是没有正式拜师。

李少春文承余叔岩，武宗杨小楼，文武全才，唱念做打样样俱佳。他的《野猪林》，一段悠绵深长的吹腔，令人大为叹服。钱浩梁原本底子就好，再有李少春这样的名师点拨，尤其在唱功上大为进步，渐得余派三味。

在钱浩梁调入中国京剧院的次年10月，便接受了《红灯记》一剧的排演任务，当然，他是B角，A角由师傅李少春担任。

排演《红灯记》是由江青亲自安排的，她对这个剧目十分重视，亲自把编剧阿甲，主要演员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邀请到中南海布置任务，同时提出AB角的建议。这样，师徒俩就分别成为《红灯记》的A角和B角。由于李少春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时由钱浩梁顶替出演李玉和。

江青在一次观看该剧彩排演出时，感觉钱浩梁的扮相更加适合“李玉和”这一角色，认为李少春“没有工人阶级的气魄，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以后李玉和还是小钱演吧”。尽管钱浩梁的扮相更为江青看中，但他毕竟年轻，不论对戏剧本身的理解还是对“革命工作”的理解，都使其在表演上表现出一定的差距，导演阿甲和师傅李少春在他身上下过不少功夫。

从1963年10月到1964年6月初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任务相当紧张。最初江青并没有插手剧目的排练，但在排练下半部戏的时候却经常干预剧组，使得剧目进展变得复杂起来。

经过多次反复修改，《红灯记》终于参加了观摩大会。但这次观摩大会却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另外一个是哈尔滨京剧团由云燕铭、梁一鸣主演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而后者的排演比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更早、也更为出名。尽管《红灯记》的演出取得了很大成功，却没有达到预料的效果，这样不得不被冷冻了一段时间。《红灯记》演出效果不尽如人意，对于钱浩梁来说却收获不小，由他扮演的李玉和剧照登上了当年第六期《戏剧报》，使钱浩梁声誉鹊起，观众对《红灯记》的感觉是钱浩梁才是当仁不让的“李玉和”。

经过再度修改，《红灯记》于1964年10月10日正式公演，演出获得空前成功，毛泽东也观看了演出。同时，1965年的第二期《红旗》杂志全文发表了《红灯记》剧本。紧接着《红灯记》剧组于1965年2月开始南下巡回演出。

公演时李玉和的扮演者还是李少春，但到南下巡回演出的时候，钱浩梁就成了一路主演。《红灯记》不仅在京剧影响不大的粤语地区获得成功，到3月份在上海演出时，更是盛况空前。从3月7日到4月6日，一共演出了30场，场场座满，还有许多等待购买退票的观众，上海电台进行了多次实况转播。3月1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称《红灯记》是“一个出色的样板”。3月22日，袁雪芬在《光明日报》以《精益求精的样板》为题，写道：“中国京剧院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为我们起到了样板的作用。”——这些文章中“样板”的提法，使《红灯记》成为“样板戏”肇端，是第一个被称为“样板”的现代京剧。

造反与夺权

钱浩梁开始全线飘红。在广州演出时，江青就给他写信，勉励他好好努力，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上海演出时，3月22日的《文汇报》发表钱浩梁文章《为无产阶级英雄立传》。他在文章中谈到了一些舞台设计是过程，却只字不提师傅李少春的功劳。钱浩梁的风头渐渐盖过了师傅李少春。

对此，钱浩梁是得意的，一个青年演员能获得巨大成功当然值得荣耀，只是在荣耀的背后是虚荣心的稍稍泛滥，在夏天排演《平原游击队》时，李少春帮他设计了一个过封锁沟的“飞腿”动作，钱浩梁武功不足，本来是应该下功夫练习的，但他却拒绝了李少春的设计，而同样的动作李少春却能做成七个，形成一个“串飞腿”，而且一个比一个高。这就是差距。

1966年5月16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猝不及防地降临在中国大地上，全国在一个非常短促的时间里进入全面混乱。中国京剧院也被迅速波及，陷入运动之中。

“文革”初期是一场乱斗，每个帮派都可以打着“捍卫毛主席思想路线”的旗号起来运动，相互斗争。钱浩梁虽然已经走红，且被江青器重，但他并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造反派也顾不上这些，钱浩梁作为文艺战线的“黑苗子”连同他的师傅李少春一同靠边站了。整个京剧院的排练工作陷入停顿。

但样板戏在江青心目中的地位极为重大，是她成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旗手”的重要砝码。1967年4月，江青委派戚本禹进驻中国京剧院，授意钱浩梁造反。钱浩梁因此成立了“《红灯记》战斗兵团”，而戚本禹立刻表示对这个造反组织予以支持。江青表示：“好得很，《红灯记》剧组都起来造反了，革命的形势真是突飞猛进！”凭借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京剧院造反派们迅速汇聚在钱浩梁旗下，顺利完成了对京剧院的“夺权”。

钱浩梁为人敦厚质朴，可是，一旦被政治漩涡缠绕，摇旗呐喊、大义灭亲的事总是要做几件的。

夺权后，京剧院的大批判，批师傅李少春、批编剧阿甲，都有钱浩梁一份。在首都文艺界批判大会上，钱浩梁代表《红灯记》剧组发言，为了表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他公开指责《红灯记》的音乐设计刘吉典不按江青指示办事：“江青同志主张在李玉和牺牲时，可以用国际歌，可他们就是不用，明目张胆地反对江青同志……”把一个纯粹的业务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刘吉典因此被打进“牛棚”，直到“文革”结束。相比之下，“李奶奶”的扮演者高玉倩却因为不按江青希望的那样否认阿甲在《红灯记》中的功劳，还被弃用过一段时间。而目睹《红灯记》剧组变化的“铁梅”扮演者刘长瑜，在拍摄电影期间，拒绝了江青要她加入党组织的希望。

艺术家的不幸

江青对牢牢控制住《红灯记》感到十分满意，她于1968年底一次关于样板戏的会议上为钱浩梁改了名——浩亮。升起的不只是一颗京剧明星，还是一颗政治明星，后来，“浩亮”在观众中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于会泳。“浩亮”两个字跟随着钱浩梁一直走到“文革”结束。

明星“浩亮”随后成为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实际上的一把手，并“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参加了1969年4月全国代表大会。

钱浩梁毕竟是演员，虽然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性转变，从一个演员变成高级干部，他却不愿意因此耽误自己的功底，在十分繁忙的政治生活中，不论工作到夜里几点，他都坚持每天练功，不像在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中扮演严伟才的宋玉庆，升官以后几乎荒废了业务，以致不能登台。

1970年5月参与国务院文化组领导全国的文化工作。1972年春节，并非“中央领导”的钱浩梁与于会泳、刘庆棠一起被江青召集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提议由这几位领导文化工作，不再演戏。浩亮成为实际上的副部级干部，火箭般蹿升。不能再回舞台，钱浩梁也颇为伤感，他召集《红灯记》剧组里的老战友：“大家都是演员，离开舞台是什么滋味，你们都是清楚的，就像鱼儿离了水”。他并没有把自己拔得过高。

成为“领导”的钱浩梁，在主抓《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金雁岭》等戏时，还“解放”了牛棚中的李少春、张君秋等老艺术家，尽管不乏有瞎指挥的现象，但对于受尽磨难的艺术家来说，无异于给了生活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对钱浩梁的印象并不很坏。

四届人大会议后，恢复文化部建制，钱浩梁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达到了他人生最高点。在1975年9月李少春病故前，作为副部长的钱浩梁还去看望了这位经历了颇多打击的老师。

由于浩亮卷入“四人帮”集团，“文革”结束后受到一定处罚也就是必然了，经过五年半的隔离审查，对他的处理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相比于会泳算是比较轻的处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十年风光却没有出现什么“民愤”。在政治斗争极为残酷的“文革”时代，浩亮作为一个当权派，没有“民愤”，意味着他没有整人，这是相当难得了，可见他为人厚道、质朴的一面。

“文革”后，他恢复了自己的本名——钱浩梁。而“浩亮”这个名字作为一段记忆永远铭刻在那段荒谬绝伦的历史中。钱浩梁是京剧演员，本质也是属于戏剧的，他卷入政治是一个艺术家真正的不幸。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