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安全:另一种“德国制造”

2015-04-13 14:32:00

化学工业上接炼化产业,下接药品、电子、通讯等诸多产业……连最风行的智能手机,其摄像头和太阳能光伏板,也少不了染料涂层。换言之,现代社会,人类根本离不开化工产业。

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化工事故屡有发生,并对生命和环境造成伤害。但这一切并非无法避免,化工与公民、环境之间,绝非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在公民监督下,通过严格的法规、不断提升的技术手段,以及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可以把化工事故的可能性和事故的危害性降至最低。

从经验到制度

当越来越多的蒸汽机投入使用,锅炉爆炸也成了所有工业企业家的梦魇。直到1865年的曼海姆啤酒厂爆炸,德国的产业界对安全生产隐患再也无法容忍。

次年,曼海姆的有识之士创立了一个私人公司——技术调查委员会(TUV,Technischer uberwachungs-Verein),对工厂的生产安全进行研究,并不断积累技术经验,从而制定安全生产的标准。

此时,德国的保险业也迅速地认识到,如果它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安全评估,那么就可以让生产的安全风险变得可控,工厂也就可以成为它们稳定的客户群。

受这种自发的、强有力的经济驱动,在过去百余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产业发展、安全调查以及保险条款,便逐渐构成了工业的生态体系。然而,早年间,这些只是一个行业内部的规约机制,并未上升到国家的法律制度层面。

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和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后,公众开始意识到,化工产业会对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造成危害隐患。

随后,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亦相继诞生,特别是对于有毒化工产品的生产安全,提出了审核标准。

西德在1974年颁布了《联邦排放控制法案》(Bundes-Immissionsschutzgesetz)等相关法律,并在随后不断修改完善。法案对于可能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环境危害以及其他灾难的工业装置,提出建设、质量和运营的监管要求;并针对不同类型的工厂,作出了区别化的管理规范。

“这些法案,奠定了德国环境责任制度。” 欧华律师事务所德国合伙人、诉讼和规制部主管吉斯贝尔茨博士(Dr. Ludger Giesberts)对《财经》记者说:“当发生事故后,企业要在法庭上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安全管理制度、员工培训与管理以及操作流程,均符合规范。”

根据德国联邦环保局的解释,该法案最主要的原则在于“与时俱进”,即工厂管理者需要使用先进的安全工程设备、安全管理体系以及事故预防计划。

与此同步,以1971年“绿色和平”组织的成立为代表,环境公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由此,产业、立法与公民社会之间,开始形成一个微妙的政治张力,不断推动规范标准的提高。

“1976年意大利塞维索化学污染事故,让这股张力成为压倒性的政治力量。”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ermany Trade and Invest)的化工产业高级经理布克博士(Dr. Thorsten Bug)告诉《财经》记者。

彼时,在塞维索一家生产除草剂中间品的化工厂里,加碱水解反应釜因反应放热失控,发生了爆炸。生产中所产生的剧毒化学品二英,随着爆炸物在空气中飘散,造成严重污染和人畜中毒,工厂周边8.5公顷范围内的居民被迫搬迁。

在政治压力下,欧洲委员会于1982年出台了《塞维索准则》。同时,绿党作为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于1983年进入德国议会。1996年,欧洲委员会又出台了更为严格的《塞维索II准则》——这项准则在欧洲委员会各成员国,落地成了法律;在德国,则主要落实为《危险事故规范》。

《财经》记者获悉,今年5月31日,更新的《塞维索III准则》将以法律形式在德国颁布。

相比基于案例法的美国环境责任制度,德国环境责任制度相对较为温和,以求得产业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发展。“现在德国民众关注的重点在于,政府对于化工企业的安全生产,是否进行了有效的检查。” 吉斯贝尔茨博士(Dr. Ludger Giesberts)称。

目前,德国联邦环保局下属的事故报告与评估中心(ZEMA),对德国的化工事故进行系统性整理,并将每年的研究报告向公众开放,并以此作为化工技术与管理规范提高的科学标准。

为了自己的名誉

每次见到新客户和拜访者时,萨克森—安哈尔特州Organica精细化学公司的总裁舒尔茨博士(Dr. Bodo Schulze),总要先掏出三张证书:ISO9001管理认证。德国化工学会颁发的“责任关怀”倡议(Responsible Care)认证,以及食品与药监局的证书。

这家曾隶属于德国影像巨头爱克发集团(Agfa)的化学公司,在两德统一后的私有化改革中,独立了出来。现在,它为全球医药、电子、影像等下游产业提供中间品。“有了这些认证,我才好购买生产保险和产品保险。如果没有认证和保险,我的客户就不敢从我这里进行采购。” 舒尔茨称。

2012年,德国化工产业创造了1840亿欧元营业收入,在GDP中的产业占比,仅次于汽车和机械工程产业,排名德国第三。由于产业特殊性,德国82%的化工产品为中间品,最终又运用在了其他产业。因此,德国颁布了严格的环境法案后,其执行可以通过紧密咬合的产业链,用经济手段控制化产的生产与产品。

在中国,虽然体制建设已较为成熟,但在实践中,环境、安全标准的执行往往依赖于企业自身的自觉性。欧华律师事务所中国合伙人、能源部主管董铁英律师告诉《财经》记者:“中国一些大型国企,例如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在其改制前即承担部分专业监管职能;在改制之后,仍然依赖其自身的内部规定,来维护环保和安全标准的执行。”

与中国相比,德国化工领域的专家,并非完全集中在化工企业,而是广泛分布在保险等工业服务领域。保险等行业都有自己独立的化工专家,他们根据每年的化工事故分析,调整对于企业的安全规范与审计,对企业进行安全指导。

一些行业协会的认证,以及具体的保险险种选择,并非由联邦政府强制。“随着公众环境意识不断提高,化工企业发现,它们的名誉每况愈下。为了恢复名誉,它们建立了比政府法规更高的标准体系。” 欧华律师事务所高级法律顾问施泰特博士(Dr. Thilo Streit)称。

伴随着材料技术、机械设计、传感器以及自动化设备的采用,化工设备的技术可靠性也在不断提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化工企业越来越多地采取以Hazop(Hazard and Operability Analysis,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为代表的系统性风险分析技术。

德国化工协会为此提出了“责任关怀”工业倡议。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也提出口号——“工业倡议超越合规。”化工企业敢于采纳高于法律标准的行业标准和企业内部管理规范,是另一种“德国制造”。

目前,在企业内部的安全生产能力建设中,巴斯夫锁定了七大领域:化学品与反应、流程设计、设备选址、装置与材料、流程控制、保护装置以及安全措施。

德国石油工程师协会则针对可能造成气体泄漏的人为误操作、设备故障、实际设备与设计失准等三种不同可能性,分别设计了管理与预防规范,以及事故发生后的操作手册,试图将灾难可能性降到最低。

中国2006年-2011年间,化学工业年增长率为15.1%。在经济发展迅猛与综合能力建设相对滞后的鸿沟下,市场的内在机制发展迟缓,环境与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亦难以彻底贯彻执行。随着中国民众环境意识不断提升,化工产业与公众之间逐渐进入一个二元对立的尴尬境地。

一些德国企业界人士认为,化工安全生产需要依托一个全社会的生态系统,其中包括公民的敏感性、政府不断的研发投入、人才的教育与培训,以及企业自身的能力建设。“企业社会责任”,并非化工企业的负担或仁慈,而是重拾名誉的必需。

《财经》特派记者 王宇 发自柏林/文
德国 化工 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