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3日，周一早起浏览新闻，惊闻李光耀先生刚于凌晨3时18分去世！回想几天前海外媒体的乌龙报道，一度让人虚惊一场，但种种不妙迹象也表明，这位91岁的老人正在接近人生终点。如今消息证实，我仍然非常悲痛，世界失去了一位伟人。
李光耀先生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也很早就开始关注新加坡的经验。在过去几年里，因为工作等机缘，我得以与李光耀先生和他的家人有过多次交往，至今想来感受至深。
最直接深入的接触是2010年4月，我在上海金融办公室工作时，应“李光耀交流研究计划”邀请，到新加坡进行了八天交流访问。那一次，我得以对新加坡政治经济体制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究。当年7月，借上海举办世博会之机，李光耀先生访问中国，并在上海浦东干部管理学院向近千名学员作了一次专题演讲，题为“世博2010:中国与东南亚——回首往昔，展望未来”。他在沪期间，我有幸与他餐叙。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2010年5月，我曾把我对新加坡的观察和思考写成一篇文章，题为《新加坡：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的优美结合》，没有发表。在李光耀先生逝世之际，我重新修订这篇文章，以此纪念他。
新加坡是一岛国，面积不到700平方公里，位于马六甲海峡东端，夹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现有国籍人口400万，常住人口500万。新加坡原为英国一个殖民地，在1959年成为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地，1963年加入已从英国殖民下独立出来的马来西亚，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1965年与马来西亚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居民中华人占75％，马来人占15％，印度裔人占10％。
经过50年的建设，新加坡已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成长为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2013年人均GDP达54775美元，整个国家清洁优美。
谈到新加坡的成就，许多人会轻易地说：国家小，容易发展好。然而并非国家小，就自然会发展得好。世界上贫穷落后的小国比比皆是。若不是李光耀先生和他的开国同僚们的坚定奋斗，新加坡很可能会在独立后沦为一个经济落后、为种族矛盾困扰的国家。
新加坡独立前发生过严重的马来人和华人的种族冲突，1965年独立时人均GDP仅516美元，无自然资源可言，曾被认为根本无法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生存。
然而过去半个世纪里，在李光耀先生的带领下，新加坡以其耀眼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成就令世界瞩目，其发展模式对中国等许多新兴经济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解析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当下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西中合璧，独辟门径
新加坡的成功在于很好地结合了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的精髓。李光耀先生和他的开国同僚们大都在新加坡受过良好的英式中小学教育，然后留学英国，他们对西方近代文明的优势所在有深刻的了解。新加坡建国后，他们不为当时的世界意识潮流所影响，坚定地采用西方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比如开放的市场经济、民选的议会政治、以法治国、司法独立等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若不是李光耀先生主政，新加坡独立后很有可能走入管制经济的泥沼。
然而新加坡并没有拘泥于西方的体制，而是着意剔除其中一切不利于形成一个清正高效国家的东西。
比如劳资对立是西方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一部分，频繁的罢工给国家带来很多伤害。李光耀先生自己在担任总理前做过新加坡工会的律师，替工会争取过权利。独立后，新加坡却把工会改造成了既能代表工人利益，又能与政府和资方形成和谐关系的工人团体。陪审团制是英美法律体制中的一个要件，但新加坡取消了陪审团制，因为新加坡的一般民众不愿意给别人定罪，认为这样做将殃及子孙。社会福利过滥，把人养懒了，这是西方许多民选国家的通病，新加坡对此坚决予以制止。
在坚持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同时，新加坡并没有一味排斥国有企业，它拥有新加坡港务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星展银行、新加坡电信等一批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对新加坡的经济起到了稳定和带动的作用，新加坡坚持以市场经济的方法管理这些国有企业，使它们成为了在各自行业中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如今，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派团去新加坡观摩、研究其管理国有企业的办法。
在坚持西方基本经济政治体制的同时，新加坡又把中国（华人）的许多优良传统吸收到它组建清正高效政府和创建文明发达国家的努力中去。李光耀先生和他的开国同僚虽大多受英国的教育，但其中许多人是在华人家庭里长大的，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他们在治国理政中自然融入了大量中华文化的元素。
比如中国向来强调政府在国家社会中的核心作用，新加坡也是如此。李光耀领导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在选举中首次获胜连续执政至今。在2009年连续执政50周年之际，李光耀先生坦言，他一生的最大成就就是创建了“一个清廉、能干、任人唯贤而又专心为人民服务的政府”(A system of government that is clean, capable, meritocratic and which concentrates on serving the people)。新加坡今日之成就无疑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政府，其今后继续发展仍然离不开这样一个政府。
家庭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延续的基石，新加坡即极其重视家庭的健康，充分发挥家庭纽带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比如它规定只有家庭才能申请购买政府提供的组屋（类似于我国的经济适用房），单个人一般不能申请；国家设立的个人医疗保险账户，其中的余额可以提供给其他家庭成员使用；政府对传媒进行审查以确保家庭免受暴力与淫秽品的侵袭。
中国人有节俭的传统，不寅吃卯粮。新加坡就很好发扬了这一传统，坚决制止西方民选政体下易于实行长期赤字财政的恶习。新加坡宪法规定，一届政府5年任期内各年加在一起不许有财政赤字。半个世纪下来，新加坡绝大多数年份政府财政有盈余，至今盈余累计已达4000多亿美元，通过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等公司投资在世界各国的资产中，以备不时之需。
二、廉能政府，用力所在
有一个清廉、能干、专心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新加坡成功的秘诀所在。新加坡是如何建设这样一个政府的？
首先，坚持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认可。李光耀先生创立的人民行动党能否继续执政，要由新加坡人民来评定。
有人说，新加坡反对党很弱，选举结果毫无悬念，选举只是走形式，无实际意义。此说大谬不然。人民行动党每次大选都是如临大敌，不敢掉以轻心。选举促使执政党要专心致志为人民做实事，否则下一次就有可能选不上；选举能防止执政党随便向民众开空头支票，否则下次选举时执政党会难堪；选举也有助于执政党内部形成廉政的共识和压力，促使政府保持清廉。以李光耀先生的成就和威望，他应该可以修改宪法，取消选举，让人民行动党“永久”执政。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清楚这样做会使人民行动党迅速毁灭。
其次，明确提出建立能干政府的目标。以有市场竞争力的薪资和献身公共服务的号召吸引全社会最能干的人才进入政府。执政党不仅从党内选用人才，也从党外有成就的工商学界人士中直接选拔人才。党外选中的人才动员其先加入执政党。政府内部严格执行“择优提拔、任人唯贤”的原则。确保这一原则得到贯彻的办法是人民行动党高层对要提拔使用的人才进行集体面试和多轮面试，以避免单个人、单次决策带来的偏颇。李光耀先生坦承，将最能干的人才吸引至政府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每一代领导人都要做好这件事。若没有最能干的人在政府最高层，新加坡的体制效率就会下降。
第三，用良好的反腐制度和严厉的反腐措施，确保政府官员清廉。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曾有一名部长被指收受贿赂，他承受沉重压力，无法面对同事和公众，最后以自杀了之。
国家政治还要清明。没有清明的政治，就不可能有清廉的政府。为确保政治清明，新加坡坚决避免“金钱政治”，也就是一个人要坐上一个政府职位，他既不能靠花钱选，也不能靠花钱买。否则一个人花了很多钱坐上位置后，他就难免“以位谋钱”，捞回投资。如此，政府就无法清廉了。“金钱政治”是大多数民选制国家未能避免的问题，但在新加坡没有出现。
选举制下若能做到一党长期有效执政，则有诸多好处。首先，优秀人才集中在执政党，提高了政府的能力。新加坡反对党难成气候的一个原因是国家人才被执政党网罗殆尽了。其次，政府政策有连续性。新加坡许多政策都是执行了二三十年之后才出成效、才臻于完善的。
三、人民信任，为他人所不能
在谈及新加坡政府和人民行动党最可珍贵的财产是什么的时候，新加坡前总理、现任内阁资政吴作栋先生毫不犹豫地说：人民的信任。新加坡政府获得了人民充分的信任，因此它就能够顺利地解决其他国家政府感到很棘手的许多问题。
比如有了民众的信任，新加坡很好地解决了民族矛盾，使各族裔保持和睦。它的一个办法是规定每个政府提供的组屋小区要按国家人口中的族裔比例入住华人、印度裔和马来人家庭，以增加各族裔之间的相互了解，避免少数族裔过度集居导致的民族隔阂和矛盾。这样的政策能够顺利执行，端赖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有了人民的信任，政府应对经济冲击就变得简单多了。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新加坡政府都采取了减少雇主对强积金的支付比例的应对措施，以减轻企业的工资负担，在危机中保持企业的活力，以便危机过去后经济能够迅速恢复。两次危机中民众都欣然接受这个措施，使得新加坡从容地应对了危机，这同样有赖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有了这样一个清廉、能干又专心为人民做事的政府，新加坡得以采用“远见卓识、持之以恒”的办法解决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政府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能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富有远见的解决方案，并持续贯彻执行，最终取得成效。试举几例以说明之。
1.住房政策
住房最关乎一国民众的生活质量。“居者有其屋”是人类古往今来的理想。为此，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有一定的公共住房措施。但这些措施几乎都只是为了缓解少数贫困家庭的居住问题。
新加坡不一样。它在独立不久，当国家还大量拥有土地时，即制定了政府要为大多数国民提供良好住房的目标。其办法是政府建造大批量区位、规划设计和建筑质量均良好的“公共组屋”，然后低价卖给符合条件的民众，一户一套。民众按自己的收入水平和家庭人口数，申请购买不同套型面积的组屋。组屋若干年后可以转让，但必须在符合购买组屋条件的人群中转让。50年来，在一个400万人口的国家，新加坡政府已经累计建造了100万套这样的住房。今日新加坡82％的人口住在公共组屋里。剩下的人口（主要是富裕阶层）的住房则由私人开发商解决。这部分房屋的价格无论如何上升，也影响不了普通民众的房价。
新加坡这项住房政策确保了广大的老百姓都自己拥有良好的住房，不受市场高房价的困扰。这还保证了新加坡总体商务成本较低，有利于吸引国际企业和人才落户。
例如一套在香港月租1万美元的房子，在新加坡只要4000美元。历经50年的执行和改进，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已经相当完善，成为了各国学习考察的对象。能如此成功，诚然有赖于一个清廉能干的政府。否则，如此大规模的政府介入，既无法保证所建房屋的质量，也难以确保房屋的公正配置。
新加坡的这项住房政策，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收入再分配。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通民众拥有的组屋的价值跟着增长。政府现在每年要为公共组屋局提供20亿新币（约15亿美元）的补贴，加上多年国有土地的低价投入，政府在住房上的实际支出颇为庞大。但是，新加坡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项住房政策。
2.养老保障
老有所养，乃古今中外的理想。新加坡1968年即完善了全民参与的强制储蓄养老体制（即“强积金”），规定每一个职工都必须参加，每个参保人员将工资的40％存入个人强积金账户，雇主则给以相应的补贴注入。积存的钱由政府进行保守的投资管理，参保人员只有到退休后才能动用账户里的资金。其基本理念是养老要由民众自己负起责任，而不是年轻时把钱花光，到老了则要政府负担。今日新加坡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老有所养的问题，其强积金制度也成了各国考察学习的典范。
3.医疗政策
当今世界少有没被医疗所困扰的国家，新加坡即是其中之一。新加坡医疗开支只占GDP的3％，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是17％，英国是8％），却很好地解决了医疗问题，既实现了全民医保，又提供了优良的医疗服务。
其办法是政府办医院、政府与民众共同支付医疗费用、由政府保大额支出。政府认识到自己在解决医疗保障上的责任，每年提供大量财政支出（约21亿新币），同时充分强调民众保持自己身体健康的责任，用经济手段杜绝滥用医疗资源的现象。
新加坡的医疗体制非常复杂，非笔者在此一言两语所能道尽。美国不久前讨论医改时，被作为参考范例引用的医疗体制中就有新加坡的体制。
4.双语教育
新加坡是华人为主的社会，又是国际航运、金融和贸易中心。新加坡独立后坚定地推行英语和普通话中文（少数族裔可自选本族语言作为第二语言）的双语教育，上世纪70年代进一步明确为“英文第一语言、中文第二语言”的政策。今日新加坡国民的英文水准与一般英语国家无异。兼具英文和中文的优势，使新加坡在当今世界可左右逢源，为其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十分良好的基础。
英语优先的双语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曾遇到过许多华人家长的强烈抵制，他们希望中文优先，但新加坡政府排除异议予以坚持。李光耀先生甚至认为，没有英语，就没有今天新加坡的成就。
5.汽车牌照管理
新加坡在汽车拥有量还不是很多的上世纪70年代即开始实行牌照收费拍卖的政策，每年按道路的增加量增加汽车牌照数。到过新加坡的人会发现，那里没有大城市交通过分拥挤的现象。若在汽车拥有量已经很多后才开始实行这样的政策，就不易成功了。世界上现在有许多城市在学习新加坡的做法，这其中包括上海。
6.人才培养
新加坡向来认为人才是其最重要的资源，及早培养的原则贯穿其人才政策之中。政府每年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国家奖学金获得者，送其进入国内外优秀大学学习，学成后按要求在国内工作，政府再予以跟踪培养。新加坡内阁现任20名部长中，有15名是这类国家奖学金的获得者。新加坡政府认为，一个人的先天条件和早期教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今后的成就，所以人才一定要及早发现并培养使用。
7.水资源管理
新加坡虽然降雨不少，但因国土狭小，是个饮用水缺乏的国家，每天要从马来西亚进口120万吨淡水。由于新马关系错综复杂，新加坡从上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雨水归集、再生水及海水淡化的工作，现已能在不进口淡水的情况下做到饮用水自给。其再生水和海水淡化的技术也因此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通过价格杠杆和有效的经营，国家自来水公司做到了盈亏持平，不需政府补贴。
8.国际经济竞争优势
要给国民提供住房、医疗、教育，还要支出庞大的国防费用（占财政开支的25％），新加坡必须要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占领优势地位。
新加坡的一个传统优势是港口。政府将港口的效率发挥到了极致，现在新加坡港是全球最大的转运港(trans-shipping port)和集装箱港。新加坡空运本没有天然优势，但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即开始建造了一个适宜转机的机场，由于机场管理拔萃，现在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转运机场之一。在金融方面，新加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打造亚洲时区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实现从纽约到伦敦到亚洲的全球24小时不间断交易。今日新加坡是全球资产管理、外汇交易和期货产品的重要中心。
不为人所知的是新加坡也是跨国制造企业在亚洲的重要营运中心，制造业仍占新加坡GDP的四分之一。近十年来，新加坡政府致力于打造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现在年营销额已达180亿新币。利用其政局稳定、环境优美、税负低廉等优势，新加坡吸引了大量各国的富人前来购置房产（包括许多我国的新富阶层），给国家带来可观的收入。
四、精神文明，成就斐然
在政府50年的教育和引导下，新加坡民众的精神文明也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
在新加坡的一般的个人公共场所习惯已臻完善，更重要的是全社会有一种助人为乐的气氛。坐新航的班机，住新加坡的酒店，你能享受到具有超前意识的良好服务；参观博物馆，观摩议员与选民见面会，你会发现有众多认真的自愿者在热心相助。民众从为别人服务的一件件小事中，感受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崇高意义。是不是因为公司把员工培训得很好，所以新加坡的服务才好呢？不主要是。没有一种助人为乐的社会氛围，培训只能使员工做到准确完成机械的程式。
有了这样一种助人为乐的社会氛围，政府管理国家的成本即可大大降低。人民行动党总部仅有十几名专职人员，大量工作由志愿者帮忙完成。
五、扎根于民，基础牢固
国家要长治久安，政府必须既能有效地引导民众，又能及时地回应民众的诉求。新加坡政府之能引导民众，已如前面所述。它也以各种方式，有效回应民众的诉求，让广大民众感到，政府切实关心他们的生活，原意并且能够为他们解决问题。
这其中一种有效的方式是国会议员与选民的定期见面会。新加坡全国分为83个选区，每个选区产生一名国会议员（集选区是把若干个选区并在一起选）。这名议员每周要与选民见一次面，为大家办实事（称作meet-the-people session）。由于绝大部分议员属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这也是密切党和人民关系的措施。选民可将各种困难和需要帮忙的事告知议员。议员对选民所提的事或作出解释，或利用自己对政府部门的影响力，帮忙解决之。如此，政府能及时了解民众面临什么问题，民众则确信政府会尽力帮助解决。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构筑了国家长治久安的牢固基础。
精英治国与密切联系群众不一定矛盾，新加坡就将两者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六、优势体制，延续可期
从严格意义上说，新加坡体制的优越性尚未得到最终证明，因为它的创始人刚刚去世。而一个良好的体制必须能够在其创始人离开后仍能延续。有许多人担心新加坡的体制很难在李光耀先生身后继续存在。确实，这套体制的良好运作需要有一个明智的最高领导层，而长期作为该领导层核心的李光耀先生不会再有第二个了。
但我们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套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已经非常制度化，50年实行下来，成就斐然，已为民众普遍认同和接受。此外，50年实践的正反经验足可供后人借鉴，50年创造的财富可为后人所用，以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后人当然不可能有李光耀先生从革命家到建国者这样的经历，但后人成长的条件更好，见识也更广阔，亦焉知来者之不如前也？有理由相信，即便没有了李光耀先生这个核心，由他创立的新加坡体制仍能延续。
当然，新加坡政府需要把这套体制的优势不断地向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对外界了解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解释，以避免他们不加分析地认为自己的制度不如其他国家的好。
七、小国经验，世界意义
新加坡国家小，一项政策能在全国一致推开，所以容易形成决策共识。但并非因此新加坡的体制就对其他国家没有借鉴意义。把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和中国的传统结合好，这在理论上就不容易，能成功实践50年，则甚为不易，当属人类历史之一创举。此中诸多举措，一定值得各国学习体察。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时即嘱咐国人要研究学习新加坡，深圳大学为此设立了新加坡研究中心。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新加坡的体制更有全球的意义，因为金融危机暴露出了传统的西方民选政体不能适应全球化新趋势的端倪。全球化使得各国互相之间的影响大大增加，需要有一个清廉能干务实的政府，才能使一国立于不败之地，而传统的西方民选政体难以产生这样的政府。
作者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四局局长。本文写于2010年5月，作者时任上海市金融办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