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

高邮隶属扬州，人杰地灵。历史上出过不少了不起的人物，如宋代词人秦少游，明代散曲家王磐，清代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汪曾祺又为高邮增添了一抹亮色，甚至有人以“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赞之，可见汪氏文名不薄。

汪家是高邮大户人家，汪曾祺有精通旧学的祖父，有新潮文艺的父亲，汪曾祺深受熏陶，在文化方面打下良好基础。特别是在中学时认真学习过桐城派古文，法度严谨，落笔精练。汪曾祺也认为：桐城派古文“对我的文章洗练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1939年，汪曾祺高中毕业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

在西南联大期间，汪曾祺听金岳霖讲逻辑、闻一多讲楚辞、朱自清讲宋词。到了大二，他成为仰慕已久的沈从文弟子，沈先生对他关爱有加，多次指导、推荐汪的小说发表，如《异秉》《小学的钟声》《复仇》等。

汪曾祺性格散漫、悠闲、我行我素，导致他大学竟然没有毕业。那时政府规定，当年毕业的西南联大学生必须要为陈纳德的飞虎队当译员。但汪曾祺爱面子，在艰苦的环境中找不到一条没有洞的裤子，就没有按规定去报到，为此受到校方处置，只拿到一张肄业证。

离开学校的汪曾祺，先在昆明盘桓了两年，1946年初秋来到上海，李健吾根据沈从文先生推荐，将他介绍到上海致远中学教书到1948年春。他在上海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后因女友到北京大学任教，汪曾祺北上与之团聚。

一炮走红

1950年汪曾祺进入北京文联，成为《北京文艺》编辑，领导是老舍。汪曾祺有文才但作品极少，老舍却认为：“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1954年他被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做《民间文学》的编辑。

汪曾祺在北京近十年时间里，除偶尔写点散文之类的小品文，没有写过一篇小说，唯一重要收获是由他编剧的京剧《范进中举》获北京戏剧调演一等奖。可淡泊的汪曾祺却没躲过“反右”冲击。

身处文化界的汪曾祺，对大鸣大放无动于衷，既不鸣也不放，更无批评建言。但在单位领导的鼓动下，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段连像样的文章都算不上的批评意见，题目叫《惶惑》，其中有一句：“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结尾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连批评都如此悠闲的汪曾祺，引得领导们大为反感，留下了“罪证”。结果，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北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在农科所劳动期间，汪曾祺工作业绩比较突出，于1960年秋被摘掉右派帽子，按说他可以回北京了。但将他打成右派的单位却不愿意接收他，他只好在农科所多待了两年。这两年间，他根据研究所安排的任务，绘制了一套马铃薯图谱，写出了1949年后的第一篇小说《羊舍一夕》。稍后，又写出《看水》和《王全》两个短篇，三篇合集为《羊舍的夜晚》，1963年1月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与《邂逅集》的出版相距15年。

无望回到原单位的汪曾祺，给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杨毓珉对他的境遇颇为同情，经与剧团领导沟通，1962年初，汪曾祺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京剧团。

汪曾祺在《随遇而安》一文中说：“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确实，直到划为右派前，汪曾祺的人生中无一笔波澜，但到了北京京剧团后，他的命运随之跌宕起来。

1963年初，江青在上海找来几个剧本，其中一个是上海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交给北京京剧团负责改编。剧团建立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和薛恩厚四人组成的编剧小组，其中后三人承担着不同的领导职务，主要编剧工作由汪曾祺承担。

经过改编，剧名由沪剧的《芦荡火种》改为《地下联络员》，主要是描写阿庆嫂如何英勇机智、保护伤员，突出地下斗争，主角是阿庆嫂，由赵燕侠扮演。

但第一次改编的效果不很理想，江青与彭真、罗瑞卿等观看彩排后，江青一声不吭，撒手不管。但彭、罗认为此剧基础不错，希望剧团下功夫把剧本改好。根据彭、罗指示，汪曾祺对剧本进行了精心调理，尤其在人物刻画和文学表达上，特别注意克服人物的脸谱化。经彭真等北京市领导审看，将剧名又改回《芦荡火种》，并对外公演。

重新修改的《芦荡火种》一炮走红，赢得观众强烈反响，在北京连演100多场，盛况空前。《北京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和多篇评论文章给予高度赞誉。

仍是异类

4月中旬从上海赶回北京的江青，在专机上读到关于《芦荡火种》的评论文章，抵京当晚就去观看了演出。江青见面就对演职人员大发雷霆：“你们好大的胆子，没经过我就公演了！”随后，江青立刻介入剧目的“修改”，折腾了十多天，把剧组累得够呛，但剧本几乎原样未动，功劳却归在了她的名下。

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等观看了演出，在接见演员时大加赞赏：“阿庆嫂演得好，郭建光演得好，刁德一演得好。”几天后，江青到剧组传达毛泽东指示，主要有三点：要突出新四军的音乐形象；结尾要修改；剧名定为《沙家浜》。毛泽东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从此，《芦荡火种》正式定名为《沙家浜》。

“文革”开始后，汪曾祺成为剧团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但几个月后，又于1967年4月20日被紧急“解放”。原来中央首长马上就要接见他。当晚，汪曾祺就与阎肃陪江青看戏，并分坐江青左右。

“解放”汪曾祺是为了改戏。《沙家浜》的原剧情是以阿庆嫂为主角，讲述地下斗争工作。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同，所以地下斗争也要改为以武装斗争为主，配角郭建光成为了主角，大大增加了他的戏份，阿庆嫂则降为配角。

汪曾祺是正宗地主阶级出身，又是旧知识分子、右派，还写过一些“毒草”，在“文革”时期，很少有人有翻身机会，但江青对汪曾祺却颇为偏爱，汪曾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青睐。

大约在1965年，江青送给汪曾祺一套毛选，并在第一卷扉页上亲笔题签：赠汪曾祺同志。这套毛选版本颇为珍贵，各卷都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其中第一卷第一次印刷数量只有2000册，市面上极少，基本都由毛泽东留下送人了。

江青曾说：“汪曾棋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此外，江青说自己“看《红灯记》就落泪”。汪曾祺背后嘀咕了几句：“这不好，这会损寿。”结果有人给汇报了，江青说这是“咒我早死”，北京市委很紧张，让汪曾祺做检讨，汪曾祺说，没恶意，只是诙谐。这些“错误”在“文革”期间都算相当严重，但江青却对汪曾祺网开一面，没有追究。

江青对汪曾祺除了优待也有“原则”。1968年冬，马长礼在传达江青指示时说：“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汪曾祺说：“我搞了一个时期的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说明汪曾祺始终还是异类。

“感恩”与清查

尽管异类，可汪曾祺依然懒散和我行我素。他告诉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跷着二郎腿、抽烟的人。稀罕的是，江青就是没有训过他。

尤其在1970年5月15日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沙家浜》定稿会上，定稿的剧本将在6月份《红旗》上发表，同时还要配发署名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评论，时间相当紧迫。参加定稿的有江青、姚文元、叶群等人，由汪曾祺执笔。十几个小时的定稿会开到次日凌晨，汪曾祺写出的词令江青十分赞赏，这使汪攀上了“政治生涯”最高峰：上天安门。

在汪曾祺登上天安门，参加“声援柬埔寨人民群众大会”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列出上天安门城楼人员名单，汪曾祺排在“革命文艺战士”行列，是唯一的文人。此后，江青还多次指派汪曾祺参加不同剧本的编剧、修改。

全国风声鹤唳的情况下汪曾祺受到如此优待，许多人都认为他投靠了江青。

江青“解放”了汪曾祺，汪曾祺自然心存感激。在1977年5月6日《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的检查中他写道：“她‘解放’了我，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

“文革”结束后，有人揭发说“四人帮”倒台前曾组织了“第二套班底”，企图东山再起。由于汪曾祺“文革”中受到“重用”经历，转身成为“第二套班底”的重点清查对象，被勒令交代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是否“四人帮”留下的潜伏分子。

对于汪曾祺而言并没有什么“投靠”的行为，他被“解放”后的工作比较卖力，先后为《沙家浜》写过几篇文章，按照领导意思突出了江青搞样板戏的功劳，文字带有一些吹捧性质。他还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各种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在样板戏交流会上，作过两次有关《沙家浜》的报告。一次，剧团传达江青的指示，汪曾祺提议说，江青同志身体很好，咱们小声说三遍“乌拉”好不好？江青优待他是确实，汪曾祺的“回报”大致也就这么多。

清查的结果：他和“四人帮”集团没有任何政治瓜葛。结束了两年审查，汪曾祺才真正回归作家行列，连续写出《大淖记事》《受戒》等名作，成为当代具有中国文学特征的卓然大家。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