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毒性很强的中草药叫乌头，又叫附子，因为它初生时像乌鸦的头，故称乌头；其后附着乌头而长出的便是附子，像子附母。这是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常年观察所得。他还写道：“草乌头取汁晒为毒药，射禽兽，故有射罔之称。”
汉代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对附子的医用价值多有独见，并以“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通脉四逆汤”等古方剂传世。有意味的是，隋唐以后在传承中医学方面出现“断层”，牵强附会的成分更多。比如，“通脉四逆汤”可以治心衰，但后代用这个古方却救不了心衰病人。这里就产生一个很深的疑问：是张仲景错了，还是后人用错了？
有一种说法是，后世对张仲景古方剂量的把握失度，才使古方失效。这可以追究到李时珍那儿去。李时珍固然在中草药方面作出很大贡献，但对古今度量衡的变化不甚了了，却断定古方的剂量可换算：古之一两，今之一钱可也。这样一来，剂量远不及张仲景的古方。这样的古方虽能治一些小病，但急病重症是治不了的。
先不论即便计量用对，中药能否救心衰，我由此想到一个问题：接续传统不仅是一个“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我们长期以来恰恰陷入了忽略“量”的误区。以建筑而言，在我居住的古城安庆，如今只剩下几个可成为“景点”的古建筑，而环绕这些古建筑的老民居都被迁走，旧街幽巷已不复存在。一个没有背景的古建筑就像圆明园被敲下来的铜兽首，在远离母体的地方流浪因而失去了时空感，失去了它所依附的那个“意义共同体”。
有一次我到英王府去，发现在高楼林立的围抱中，它趴在那儿，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多余物”，如同一个赘疣。我不禁自问：它还是那个“英王府”吗？它还是150年前叱咤风云的陈玉成出入的那个“英王府”吗？它看起来没变，得到了“保护”，但在我的感觉中，它的存在完全被压制了，被扭曲了，甚至被无形摧毁了。
上世纪80年代初，考古发现了东汉的度量衡器——权，既有量液体的、固体的，也有量粉末的，相当全面、精微。李可老中医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凡用古方就须用古代剂量，原则上的折算方法是汉代一两，等于现在的15.625克，倘少于此量，便不能治大病。我们是否可以说，古方剂的“传统”其实就维系在“锱铢必较”的“量”上。
由此想到20世纪以降中医传统面临的困境乃至绝境。笔者一直为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先驱强烈反对中医而耿耿于怀。但换个角度想，真正的中医学是在汉朝以前奠基并达到巅峰的。隋唐以后中医的正宗传统因流失与误读渐渐走向歧路，到了晚清时代中医则被更多的庸医、游医所败坏，因而所谓的中医其实已经千疮百孔，面目全非。鲁迅们在文章中所描述与痛斥的，在我看来正是那些糟践中医的江湖郎中，而这些抨击者也处在对中医精粹无所知的历史断层与先天遮蔽中。
上世纪50年代初，为了保护北京古城墙，林徽因在人代会上据理力争，还闯进北京市长办公室与市长争辩。市长说不过她，最后拿出领袖批示才将她压下去：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用来阻挡农民的。副市长吴晗批评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城墙、庙宇在高楼包围下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将古城墙归结为“封建象征”，已经不是在“量”上而是在“质”上实施“摧枯拉朽”了。这传统之“毒”，在当时确实吓退了许多人，并使一个狂暴时代神经麻痹。而当下这个时代，以拉平、偷换、包装为特征的市场意识形态，在金钱杠杆下将“传统”勾兑成可置换之物，旧居野庙老街古巷这些“潜传统”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与摧毁，方言、习俗、民间艺术、古戏化石和手工艺则在全球一体化中加速消失，从“量”上对“传统”又进行了一次“浩劫”。当置身于日新月异的“古城”，我悲哀地感到它被彻底地换血了，变脸了，而我如同一个孤零零的“弃儿”。
在我看来，真正的传统如乌头或附子，它之“毒”恰恰是它赖以为生的汁液和元素，是它最具个性和价值的精华，是它植根于大地的本然和必然，而不是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它的各种标签。
作者为文史学者在我看来，真正的传统恰如乌头或附子，它之“毒”恰恰是它赖以为生的汁液和元素，是它最具个性和价值的精华，是它植根于大地的本然和必然
传统之“毒”
□ 苍耳／文
有一种毒性很强的中草药叫乌头，又叫附子，因为它初生时像乌鸦的头，故称乌头；其后附着乌头而长出的便是附子，像子附母。这是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常年观察所得。他还写道：“草乌头取汁晒为毒药，射禽兽，故有射罔之称。”
汉代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对附子的医用价值多有独见，并以“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通脉四逆汤”等古方剂传世。有意味的是，隋唐以后在传承中医学方面出现“断层”，牵强附会的成分更多。比如，“通脉四逆汤”可以治心衰，但后代用这个古方却救不了心衰病人。这里就产生一个很深的疑问：是张仲景错了，还是后人用错了？
有一种说法是，后世对张仲景古方剂量的把握失度，才使古方失效。这可以追究到李时珍那儿去。李时珍固然在中草药方面作出很大贡献，但对古今度量衡的变化不甚了了，却断定古方的剂量可换算：古之一两，今之一钱可也。这样一来，剂量远不及张仲景的古方。这样的古方虽能治一些小病，但急病重症是治不了的。
先不论即便计量用对，中药能否救心衰，我由此想到一个问题：接续传统不仅是一个“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我们长期以来恰恰陷入了忽略“量”的误区。以建筑而言，在我居住的古城安庆，如今只剩下几个可成为“景点”的古建筑，而环绕这些古建筑的老民居都被迁走，旧街幽巷已不复存在。一个没有背景的古建筑就像圆明园被敲下来的铜兽首，在远离母体的地方流浪因而失去了时空感，失去了它所依附的那个“意义共同体”。
有一次我到英王府去，发现在高楼林立的围抱中，它趴在那儿，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多余物”，如同一个赘疣。我不禁自问：它还是那个“英王府”吗？它还是150年前叱咤风云的陈玉成出入的那个“英王府”吗？它看起来没变，得到了“保护”，但在我的感觉中，它的存在完全被压制了，被扭曲了，甚至被无形摧毁了。
上世纪80年代初，考古发现了东汉的度量衡器——权，既有量液体的、固体的，也有量粉末的，相当全面、精微。李可老中医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凡用古方就须用古代剂量，原则上的折算方法是汉代一两，等于现在的15.625克，倘少于此量，便不能治大病。我们是否可以说，古方剂的“传统”其实就维系在“锱铢必较”的“量”上。
由此想到20世纪以降中医传统面临的困境乃至绝境。笔者一直为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先驱强烈反对中医而耿耿于怀。但换个角度想，真正的中医学是在汉朝以前奠基并达到巅峰的。隋唐以后中医的正宗传统因流失与误读渐渐走向歧路，到了晚清时代中医则被更多的庸医、游医所败坏，因而所谓的中医其实已经千疮百孔，面目全非。鲁迅们在文章中所描述与痛斥的，在我看来正是那些糟践中医的江湖郎中，而这些抨击者也处在对中医精粹无所知的历史断层与先天遮蔽中。
上世纪50年代初，为了保护北京古城墙，林徽因在人代会上据理力争，还闯进北京市长办公室与市长争辩。市长说不过她，最后拿出领袖批示才将她压下去：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用来阻挡农民的。副市长吴晗批评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城墙、庙宇在高楼包围下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将古城墙归结为“封建象征”，已经不是在“量”上而是在“质”上实施“摧枯拉朽”了。这传统之“毒”，在当时确实吓退了许多人，并使一个狂暴时代神经麻痹。而当下这个时代，以拉平、偷换、包装为特征的市场意识形态，在金钱杠杆下将“传统”勾兑成可置换之物，旧居野庙老街古巷这些“潜传统”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与摧毁，方言、习俗、民间艺术、古戏化石和手工艺则在全球一体化中加速消失，从“量”上对“传统”又进行了一次“浩劫”。当置身于日新月异的“古城”，我悲哀地感到它被彻底地换血了，变脸了，而我如同一个孤零零的“弃儿”。
在我看来，真正的传统如乌头或附子，它之“毒”恰恰是它赖以为生的汁液和元素，是它最具个性和价值的精华，是它植根于大地的本然和必然，而不是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它的各种标签。
作者为文史学者在我看来，真正的传统恰如乌头或附子，它之“毒”恰恰是它赖以为生的汁液和元素，是它最具个性和价值的精华，是它植根于大地的本然和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