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涨跌必然引发争议，各国皆然。自去年底至今，中国内地股市的又一轮上涨亦是如此。但跳出争议之外不难看到，随着历时数年的《证券法》修订进入收官阶段，中国股市可能面临一次脱胎换骨的历史性契机，能否恰当把握，考验各方智慧。

今年以来，内地股市涨势迅猛，不少理性投资者开始担心，股市是否会重蹈“政策市”牛熊之间的历史循环？不可否认，中国内地股市曾被赋予各种意志，其涨跌的动力组合中,“有形的手”作用明显，“无形之手”随波逐浪，结果往往以震荡和暴跌收场。这些担心并非全无道理，此次股市上涨，是否因为被寄予的“厚望”过多，是各种争议的关键所在。

另一个颇受争议之处，是官方媒体在本轮上涨中扮演的推动角色。许多人相信，官方媒体背后，事实上有政府信用背书。在官方媒体唱多和政策出手打压之间这段时期，尽可以放心大胆入市。外界还注意到，有关方面对涉及股市的负面消息颇为敏感，对股市上涨有可能形成对冲效应的政策举措，监管部门亦会主动说明，这并未表现出打压股市的意图。

在这样的预期之下，此轮牛市或许不会突然结束，但看起来皆大欢喜的“快牛”行情，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利弊几何？一旦形成比较大的风险，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政策工具组合加以应对？对此类问题，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美国金融界权威人士曾总结，人们可以在泡沫膨胀的时候将其识别出来，还不能预见其复杂的分解和崩溃过程，也许永远都做不到。人们总倾向于通过渐进政策去除泡沫，但在实际操作中，此类渐进政策似乎从没有奏效过。

因此，面对新一轮牛市，我们需要冷静思考，若急速上涨的势头发生逆转，会否造成政府信用损耗，会否影响实体经济优化？很多人建议：与其冀望牛市反哺经济，人为启动牛市，不如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有长远效益的制度建设和增长培养上来。

从更大的历史维度看，中国内地资本市场正在迎来一次历史性改革自新的机遇，若把握得当，有望从结构上改善资本市场“政策市”的弊端，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在放松市场准入管制的同时，加强对市场秩序的监管。因此不难理解，正在修订中的《证券法》，承载了公众对资本市场法治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厚望。

中国有4000万家小微企业，但两市上市公司不足3000家。因此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成为金融改革的一项重要议题。《证券法》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础法律，当资本市场不能承载经济发展需求时，修改就变得迫切。通过修法发挥资本市场的正常功能，发展多层次市场，健全发行方式，尽最大限度为企业募集发展所需资金。而要想最大程度发挥资本市场的正常功能，须坚持最大程度的市场化立法理念，减少监管机构的干预。

比如，自中国证券市场诞生起，企业首次公开发行（IPO）均有着浓厚的行政审批色彩。从最初的企业IPO额度审批制到核准制，企业能否登陆资本市场，行政手段起决定作用。因此，上市公司成为稀缺资源，这从一开始就扭曲了市场定价功能和优胜劣汰机制。

围绕新股发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监管层是为市场挑选好的企业，保护投资者利益。但监管始终代替不了市场，为解决过往新股发行面临的诸多问题，注册制成为《证券法》修改的重中之重，IPO的准入条件可以放宽，但事后监管机制和处罚力度需要加强。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一个更加有法可依，更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是中国深化改革的一部分。

中国资本市场还面临着空前的开放机遇。沪港通，深港通等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工具正在陆续推出；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性也必然增强。中国的资本市场不但是中国投资者，也将成为全球投资者共享的市场。这也必然要求中国资本市场的多层次、法制化、透明化，监管力度加强等深化改革的推动。

必须承认，中国证券市场仍处于市场经济的中级阶段，如何处理政府、企业、市场、投资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对决策智慧和监管边界均是巨大考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证券市场曾是政策主导型的市场，迄今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切割并不明显。因此外界希望通过此次《证券法》修订，推进监管创新，从而让此轮牛市成为一次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历史新契机，走出简单的牛熊恶性循环。

为此，我们需要推进经济的及时转型，通过简政放权、国企改革、扩大市场准入等，让经济进入新的上升通道，这将是支撑资本市场发展的根本。

历史契机能否变成改革成果，还需要各方面的合力推进。决策者、监管者、从业者和投资者，要避免作为不当或不足，以免与这次契机擦肩而过，留下历史性的改革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