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背叛

2015-04-27 16:03:30

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是一部名著,基于个人独立思考的立场,他把知识分子的使命规定为远离世俗实践,只是追求真实、真理与正义的抽象观念,并以此批评“一战”中那些支持国家主义的右翼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最容易堕落的阶层。

自从此书出版之后,知识分子本身便成了一个问题。西方左翼批评知识分子陷入专业化、技术化的泥沼,缺乏对社会与真理的关怀,精神极度平庸,眼里只有金钱利益;右翼则抨击知识分子提倡关怀社会与真理,追求崇高理想,但在实际生活中却缺乏个人道德,极端自私自利,总是损害他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问题之所以严重就在于,双方全都一致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社会的良知。因此,无论是逃避责任还是道德堕落,都是对知识分子志业的一种背叛。那么,在前东欧知识分子眼里,知识分子的背叛又是什么呢?

1934年,纳粹在德国上台,许多知识分子立即背离曾约束他们行为的专业和学识,支持种族主义,当时捷克作家恰佩克对此指出,没有什么比知识分子的背叛更坏了,这使人们对知识的作用产生了可怕的想象。恰佩克的观点为后来的东欧知识分子所见证,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最大的背叛不是逃避社会责任,也不是缺乏个人道德,而是赤裸裸地鼓吹暴力和愚昧。

在当代捷克作家克里玛的回忆录《我疯狂的世纪》中,例举了许多曾参与极权建立或进程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都具有天赋和社会影响,但却扮演了暴力的帮凶。例如,捷克著名诗人诺依曼曾出版过一本《反纪德》的小册子,攻击纪德的《访苏归来》,后者在此书中真实描述了苏联社会的特权和压制思想自由。尽管诺依曼从未去过苏联,却拒绝承认纪德的描述,并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辩护:

“苏联的做法是为了消灭腐朽阶级。这样携手抗击所谓蛀虫的教训比比皆是,其中有主客观条件。有人多少有些投机取巧,也有阴谋家和腐败分子。有的地方消灭蛀虫采取的手段是将其吸纳进政府,在苏联是将他们枪毙。无产阶级专政出现了,并焕发出勃勃生机,苏联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最纯粹的民主国家。”

从这本写于1937年的小册子中,可以预见东欧各国后来的命运。但最让克里玛感到不解的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体制一直抱着同情的态度。当斯大林大规模清洗托派分子时,托洛茨基的妻子曾写信向许多世界一流的艺术家们求助,其中就有罗曼·罗兰、萧伯纳和德莱塞等人,但只有德莱塞给她回了信:“我深切同情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但他同时又说自己很为难:“不论在今天的俄国实行何种形式的独裁,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这样的知识分子当时比比皆是,为了反对美国在南美的影响,智利诗人聂鲁达成为苏联政权最热情的支持者,英国坎特伯雷主教约翰逊则在其著作中对苏联制度大加赞扬,认为它比西方制度更人性化,并用1946年苏联的选举作为赞美的证据。在那次选举中,99.7%的人参加了投票,而有99.18%的投票者支持候选人。约翰逊也因此被称为“坎特伯雷红色主教”。对此,克里玛不无讽刺地写道,难怪伊里奇要说这些西方人是“有用的白痴”。

这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表现到了近乎荒谬的地步。在一本由多名欧洲学者及专家编辑的专著中,编者引用了法国诗人克劳德·罗伊的回忆,他曾与几个法国知识分子玩过一个政治审判的游戏。罗伊在审判中扮演被告,一位左翼人士扮演检察官。根据检察官的指控,罗伊犯有10项罪,仅以破坏思想斗争这项罪名,就应当判处死刑。

然而,对克里玛来说,这场游戏就像是一场活报剧,仿佛这些西方人很享受疯狂的历史激情,而此时在遥远的东方,许多人真的就因为思想罪被处以死刑。就在这部著作出版后不久,一家法国左翼报纸便宣称,在苏联的大清洗中没有死那么多人,奥斯维辛之后就不应再有纳粹,但古拉格之后苏联体制仍然应当存在。克里玛对此沉痛地写道:“知识分子的背叛必将导致野蛮蒙昧。”

班达在他那部名著中曾写道,两千年来,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在行动上阻止仇恨与杀戮,但他们至少在思想上阻止了形成仇恨和杀戮的观念,使得人类虽然行恶,但毕竟崇善。而在20世纪的极端年代,这一切都被颠倒了,知识分子公开宣扬崇恶的理念,他们的背叛是彻底的。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景凯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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