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在杜克大学纳什尔博物馆看过一个展览，叫做“黑镜子”。所谓黑镜子，就是用中美洲常见的矿物黑曜石磨成的薄片透镜。每片透镜后摆着一幅欧洲文艺复兴肖像画，而黑曜石前方，一尊尊玛雅陶土塑像对镜而立。观者端详展品时，要凑到玛雅人像身后，望向黑镜子。这时候，镜子里就会同时看见玛雅人像的正脸、文艺复兴肖像画，还有观者自己。

看展览时我不由得想到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这位乌拉圭作家特别喜欢借镜子说话。他的著作明着是写历史，其实是照见现实，他笔下的故事就像黑镜，映出揽镜自照者的位置。

阅读加莱亚诺是一种快乐，他的文字给人带来感官享受。一部晚近作品就叫《镜子》，其中有一篇讲圣诞老人，简笔画似的勾勒出落魄漫画家笔下出入于各家烟囱的红衣老汉，怎么被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成了现代神话人物、圣诞节上的主角。末了不忘补上一句：“此外，没人知道他跟耶稣基督到底什么关系。”看到这儿，读者忍俊不禁，同时体会到一种批判体制的同谋者的快乐。

这样的文字自然吸引温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读者，但加莱亚诺的趣味远高于此。同为乌拉圭人的文学批评家安赫尔·拉玛说，他的文字重新提供了一种社会整体性，能帮助中产阶级超越“思维的隔绝”，甚至让读者“窥见另一个宇宙”。

加莱亚诺的写作有一种“报人”的特点。跟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他早年做记者，也在有影响的左翼报刊做编辑。1963年他访问中国，参加了周恩来的外国记者见面会，还跟中国群众一起，挤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国庆升旗。这一年他还采访过溥仪，认真地请退位的天子回忆清宫生活，谈雷锋和斯大林。溥仪背书似的腔调让他不甚满意。谈话间，他没接末代皇帝递过来的香烟，而是抽起了自己在当地店铺里购买的天山牌卷烟。访问之后，1964年，他完成了第二本书，《中国》。

加莱亚诺是拉美文化几个最关键密码的破解者，而揭破现实的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和《火的记忆》。前者讲“地球的富有”如何造成了“人类的贫困”，解释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金融机构用什么样的文明手段延续“古老的掠夺战”；后者，《火的记忆》三部曲，是用编年史的样式写成的“美洲生命史”。

加莱亚诺从没自诩为大学者，也没受过大学科班训练，塑造他的是20世纪的危机本身。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传统的历史教材就让他不满意，他说，历史课堂像蜡像馆，人物无心影，事件无色彩。而《火的记忆》恰是用几百个有色彩的短篇，串讲了美洲心史。

有人说加莱亚诺越写越短，《火的记忆》《镜子》像马赛克。我想，更好的比喻是拼贴画。

《风的世纪》中不少文章篇幅不过半页。但小拼贴能组成巨幅壁画。加莱亚诺的文章就像迭戈·里维拉的壁画，丰富的画面里藏着极有纵深感的历史细节。这组拼贴画也不是松散零碎的，《风的世纪》有个主干人物，叫米盖尔·马尔默，萨尔瓦多的革命家，一生反抗、斗争，12次“遇害”，13次复活：马尔默就是拉丁美洲命运的隐喻和全书的灵魂人物。

短则短矣，但加莱亚诺从不藏匿什么，他肯定不喜欢中国史家皮里阳秋的笔法，更不屑于伪装成“客观”的历史书写者。

1988年，他在智利的一个集会上发言，主题为“我们说不”，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对人类词语的中立平庸说不……假如美好的事物不公正，怎么可能是美的？假如正义不美，又怎可能是正义？我们要对美和正义的分裂说不，因为我们期待着正义与美的坚强而丰富的拥抱。”

加莱亚诺一生践行的是美与正义的拥抱，他的文章无时无刻不在传达责任——历史责任、政治责任、面对生活的责任。

2014年全球自由派媒体盛传加莱亚诺如何“悔少作”，起因是他在巴西接受访谈时，说自己早就过了写《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那个阶段。实际上，那段访谈本身已经交代得清楚不过：旧的写作方式已经乏味，作家要尝试新东西。

而我的理解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写于古巴革命投影下的美洲，独裁时代到来的前夜，现实给人的选择很少。面对当代读者，加莱亚诺选择了更开放、亲和的文体，这是要换种方法戳破现实而已。津津乐道于“拉美左派文学巨人”如何忏悔，倒是2014年一则有意味的新寓言了。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身后留下30余部著作，既是小说，更是历史。今天，他作为标靶的“镜中世界”修葺得更完备，《颠倒看世界》的开头说，“假如爱丽丝生活在当下，那么她不必前往镜中世界，朝窗外眺望一眼，足矣。”但幸运的是，加莱亚诺还拥有不少心气相通的读者，他的影响势必延续许多世代。

作者为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