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中国会否以及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又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攀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便一再被人们提及。而相同时段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政局的动荡，更给这一议题添加了几分紧迫感。

不过，中等收入陷阱从来不是一个明晰的概念，有些人更多从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动力等经济学范畴着手切入议题，有论者则更多从民粹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轮番上台、政治动荡等政治和社会学框架来展开讨论。

关于一个经济体如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论者见仁见智给出了不少解析。这其中值得人们警惕的是把中等收入陷阱置换为福利陷阱的议题转化。持此论者倾向于认为高福利是经济增长动力缺失之源，也即所谓高福利养懒人，也倾向于把西方的工会制度视为工人既得利益阶层板结化、进而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无可否认，高福利确实在一定时期、一定行业和一定地区导致用工成本的上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变相削弱了相关企业的竞争力。然而世界上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在公平与效率、自由与安全之间寻觅一个合适的维度。在我们看到福利社会弊端的时候，也要看到其在避免贫富过度分化、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凝聚力、创造内需和无生存之忧基础上的创新热情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固然强调福利社会养了太多的懒人导致美国竞争力低下，但以克鲁格曼为首的经济学家们则更倾向于认为福利体系被破坏导致内需匮乏才是问题的根源。在克鲁格曼看来，正是后者导致了美国经济的泡沫化和过度金融化，进而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仅仅取决于福利水平的高低。人口年龄结构、所处经济和产业周期、后发国家的赶超效应、全要素生产率高低等等都可能影响经济表现。在很多情形下，福利水平和工会组织的强弱并非决定一个经济体绩效的主要因素。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从来不是因为福利过高的原因，而恰恰是因为福利过低，且发展前景渺茫，导致人们要么紧紧抓住现有的低福利，而对任何紧缩财政的行为采取强烈抵抗，要么是怀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心态颠覆既有利益格局，其结果必然导致经济效率的进一步低下，进而引发新一轮动荡和重组。

退一步说，即使高福利成为拉低经济效率的“罪魁祸首”，削低过高福利水平的利器不是强行建立低水平福利体系甚至拒绝建立福利体系，或者强行拉低既有福利水平。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技术进步所引发的组织变革和产业布局的变迁是倒逼工会等既得利益集团做出让步的必要条件。美国集装箱码头的蓬勃发展对老式码头工会垄断性影响力的颠覆性瓦解、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工会面对日欧厂商的竞争被迫同意福利体系瘦身以及美国资本市场将金融资源从美国钢铁业丛集的锈蚀带向以硅谷为代表的新兴地带转移所引发的利益格局重组，都是值得人们深入研究的案例。

一个经济体理想的状态自然是福利水平适中，经济活力畅旺。这同时也是一个动态选择的过程，一个国家民众权利意识和组织水平的提升自然会影响到其福利供给水平，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对内和对外开放性，也即是否发展出有利于科技创新和市场新主体进入的体制环境，则决定着该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就中国目前而言，问题更多是福利不足而非福利过高，工人缺乏维护自身权利的手段而非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低福利水平导致的内需低下，是造成我们在城镇化率相对较低的情形下产能即发生严重过剩的根源所在。收入分配过多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因此在以政府为主要推手的城镇化模式因地方债问题等遇挫之后，就表现为严重的阶段性后劲不足，进而凸显产能严重过剩。而另一方面过于依赖低福利水平来拉低用工成本，则导致企业创新竞争意识的匮乏，长期满足于低端产品的微利竞争，而高收入人群的高端消费需求则得不到应有的满足。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一方面产能过剩，一方面去日本买马桶盖的中国式消费悖论。

对于中国而言，适度提高民众福利水平，适度提高工人群体的议价能力，对于提振内需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应一方面通过提振福利水平来防止民粹主义的蔓延，一方面通过体制改革来推动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形成。相较于对高福利的恐惧性防范，更重要的是提高我们持续的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也即可持续的创富能力。一个朝向更公平更富裕更有效率社会迈进的愿景、氛围和扎扎实实的步骤，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现实可靠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