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陷入了危险的错觉。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繁荣，已经转变为规模更大的萧条，决策者求助过时的金融工程做法，妄图重获魔法。这使得失衡的全球经济成为现代经济政策史上最大型实验的“培养皿”。决策者坚信，这是一项可控实验。这实在是大错特错。

“二战”后，日本的兴衰预示了会发生什么。欣欣向荣的日本经济增长奇迹基于日元币值被抑制，而这是不可持续的。1985年，欧洲和美国以广场协议挑战这一重商主义方针，日本银行回应以激进的货币宽松，引起了巨大的资产和信用泡沫。后来泡沫破裂，迅速拖累了失衡的日本经济。日本至今仍在与失衡斗争，因为它无法或不愿采取急需的结构改革。

尽管日本的方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但是，世界其他国家仍铁心要用货币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美联储专职经济学家2002年的一篇论文认为，如果决策者更迅速地采取更强力的刺激手段，日本“失去的十年”或许可以避免。

要真是这么简单就好了。事实上，关注速度和力度促使“日本病”发生了恶性突变。量化宽松所注入的流动性，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从利率转变为资产和货币市场。当然，这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央行已经将基准政策利率降到曾令人生畏的“零区间”。

但非常规货币政策鼓吹者宣称，不要慌张。央行无法用常规工具实现的目标，现在可以通过资产市场财富效应或货币贬值带来的竞争优势等迂回渠道实现。

错觉就产生在这里。财富和货币效应非但没有给后危机经济体带来复苏，反而酝酿了新的破坏稳定的失衡，这些失衡可能让全球经济陷入一连串危机。

以美国为例，美联储将其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08年底的不足1万亿美元扩大到2014年秋的4.5万亿美元，名义GDP只增长了2.7万亿美元。其余9000亿美元溢出到了金融市场中，刺激美国股市大涨2倍。同时，美国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复苏十分萎靡，实际GDP增长保持在2.3％左右。

尽管美联储注入了巨量流动性，但美国消费者并没有恢复元气。过去七年，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平均每年只增加1.4％。毫不奇怪，货币宽松的财富效应主要令富人受益，他们是股票资产的主要持有者。深陷困境的中产阶级得到的好处可以忽略不计。

反事实主义者常用“情况本可能更糟”这句话来反驳。但果真如此吗？约瑟夫·熊彼特的著名论断：市场制度早就有一种神秘的自我修复功能。但在后危机时代，美国政府的救助和美联储对资产价格的操纵使这一功能无从发挥。

美国的萎靡表现并没有阻止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相反，如今欧洲也开始推行量化宽松。甚至这一方针的始作俑者日本，也采取了新的密集型量化宽松。美国对此的诠释是，这表明日本显然渴望从自身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但除了这一方针给单个经济体带来的影响，股市飙升和货币贬值还会造成更广泛的系统性风险。过度流动性注入的接力棒在央行间不断传递，全球资产泡沫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危险与日俱增。政客们无端的自鸣得意，没有动力去直面眼前的结构性挑战。

如何打破这一链条？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最近的访谈中强调，答案在于结构改革决心，这也是中国独有的战略重点。虽然中国所谓的减速已经引起一片哀嚎，但较之发达经济体的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挑战的评估也许更加现实、更具建设性。

自危机以来，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政策争论经历了彻底转向——这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依靠金融工程尽管可以避免结构变革的重担，但它绝非健康复苏之法。相反，这会带来更多资产泡沫、金融危机和日本式的长期停滞。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