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疆域，东面是难以征服的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西南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青藏高原，西北是茫茫无际的万里黄沙，北面是无法逾越的戈壁荒滩。尽管大海阻隔高山拦挡沙漠困阻战火纷扰，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往来一直绵延不绝。这其中最重要的，要数横亘在欧亚大陆上繁荣了近1700多年的经济文化大动脉——丝绸之路。

尽管这条壮观的洲际经济通道早已被人们遗忘，拂去岁月的尘封，这条古老辉煌的人类“文化运河”曾经一度繁盛喧闹。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连接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等国家；从政治上看，沿线出现过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地跨亚、非、欧的世界大帝国；从经济上看，丝绸之路是一条和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稠密地区息息相关的经济链条，它的繁荣和衰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沿线国家的经济生活。从文化上看，在丝绸之路的要冲，诞生了至今仍影响着亿万人精神世界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东盟共同体建成之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历史时刻，中国政府推出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值得深入探究。如果仅仅将这一战略构想放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来考量，得出结论认为其意义在于为大量过剩产能寻找释放出口、为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寻找投资通道，这样的结论虽然有道理但是并不全面。狭隘地将“一带一路”理解成基建投资机会也有目光短浅之嫌。

中国正在向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迈进，这已是普遍的共识。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回到这个曾经经历过的辉煌的高点，却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当我们思考这个跨越世纪的选择时，我们需要的不是破解国内短期经济增长乏力的秘方，也不是如何化解产业结构转型阵痛的药片，而是一张超越周期的地图，一张来自过去却又描绘现实的地图，一张指导人们今天的行动却又将前方锁定到未来的地图。

重新认识那段跨越千年的历史，用今天的视角回望几个世纪前的世界和中国，了解在岁月的沉浮中我们曾经是谁，就会发现，今天的“一带一路”正是这样一张地图，它是中国梦的落地版，是中国崛起的新起点，是世界经济秩序中亚洲篇章的序曲。

曾经辉煌的中国制造

当年丝绸之路上输出的也是地道的“中国制造”，只是那时候的“中国制造”可不是质次价廉的低端产品，而是被欧洲视为最上等衣料的中国丝绸。丝绸生产的成本相当高，再加上商人居间垄断，沿途各国关卡重课，以至运到欧洲后几乎和黄金等价。最初，即使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中心的罗马，也只有少数贵妇身穿精美的丝绸相互炫耀。据说，在罗马共和国末期，有一次最高统治者凯撒在看戏的时候身着一袭绸袍，竟因过分奢华而遭人非议。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中国制造显然已经成为当时引领欧洲时尚潮流的奢侈品了。

和丝绸比肩的另一个中国制造是瓷器，山寨中国瓷器的造型和风格，在很多国家颇为盛行，就像我们今天山寨苹果的手机一样。唐、五代时期，中国瓷器唐三彩流入日本，风靡一时。日本政府下令仿造，在造型、釉色、花纹和风格上，都近似唐三彩，被称作“奈良三彩”。好学的伊朗人从唐瓷中得到启发，仿制了“波斯三彩”和白瓷。

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古城遗址出土的六七十万残片中，中国陶瓷竟有1.2万片，其中最早的有唐、五代的唐三彩、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埃及人一方面进口中国瓷器，一方面生产仿制品。据估计，福斯塔特遗址中出土的埃及本地生产的陶瓷中，近八成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中世纪时期的开罗居民，几乎家家户户使用质地优良的中国瓷器。

在1400年到1800年这400年间，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领先地位和垄断优势。在瓷器方面，中国的生产能力堪称无与伦比。在丝绸的织造技术方面，中国也没有对手。这两样是中国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凭借这些中国制造的优势，中国与任何国家的出口都是顺差。

从全球经济史来看，亚洲失去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不过是近200多年的事情。在1800年之前，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至少长达3个世纪之久。寻找通往目的地的路径，需要一张清晰的地图，能够呈现穿越周期甚至世纪的原貌。本届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源自历史上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却又不拘泥于地理意义上的路线，恰是这样一张简化的地图。

中国创造与全球化

古代世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造发明大都通过丝绸之路而流布全球。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都是通过丝绸之路在全球开枝散叶，与航海直接相关的指南针则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西方。这是中国创造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指南针的应用使航行线路准确，航程缩短，风险降低。在造船航海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宋代海船航行速度大大加快。如从广州到爪哇，东晋时耗时约50天，宋代缩短为30天。从广州到苏门答腊，东晋时需30天，宋代缩短为20天。随着指南针的应用，宋代船舶不再仅仅沿岸航行，而是可以横渡大洋。

中国的火药，最初也是随着炼丹术西传而首先传入阿拉伯。13世纪后期，欧洲人从阿拉伯人书籍中获得了火药的知识。到了14世纪前期，欧洲在对回教国家的战争中才学到了制造和使用火药、火器的方法。

当代西方著名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导论中这样写道：“如果说在公元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以明朝为例，明朝中叶，中国制造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30%，GDP占整个世界的40%。今天，美国的GDP也仅占世界总量的25%。在当时，整个世界经济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这种格局直到19世纪欧洲的崛起才被改变，亚洲由此步入衰落的轮回。

明朝的宣德炉，其中的原料有：暹罗国（泰国）的风磨铜、天方国（阿拉伯国家，《天方夜谭》由此而来）的砂，三佛齐（马来半岛古国）的紫石、渤泥（文莱一带的古国）的胭脂石等。可见，全球化并不是近100年的产物，也不是发端于西方的专利。早在600年前的中国，一个小小的器物，用今天的概念叫“奢侈品”，里面已经体现了整合全球资源的全部思想。

当时中国竞争优势并不是靠低廉的劳动力。据《明史·食货二》记载，明朝一两白银可购米二石（94.4公斤），折合至2006年的物价，约等于人民币660元。以此标准计算，明朝马车夫的月薪大约为2200元（白银3.33两），技术工人工资更在这之上。可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非中国制造的必然特点。

按照保罗·拜罗克关于1750年（乾隆十五年）的世界和地区生产总值估算，按照1960年的美元计算，175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为1550亿美元，其中77%，即1200亿美元来自亚洲，350亿美元来自整个西方：欧洲、美洲、俄罗斯和日本，包括今天所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在那个时候，亚洲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比欧洲和美洲加在一起还要多。

从贸易推动文明到投资推动融合

在丝绸之路上奔波的人群中，中外佛教僧侣人数较多。玄奘法师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旅行家之一，也是全面地记述了古代丝绸之路沿途情况的重要作者。可以和玄奘相媲美的一位外国旅行家，莫过于元代的马可·波罗。

公元1275年，忽必烈的宫廷隆重接待了3位远方来客，他们就是沿着丝绸之路跋涉了三年半才来到中国的意大利青年，24岁的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及叔父。《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绘的一切，开启了欧洲青年寻觅东方财宝的运动，这其中最成功的当属西班牙人哥伦布。这部书激发了他冒险远航，漫游东方的决心，而结果却是无意中发现了美洲大陆。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市哥伦布图书馆所藏的哥伦布遗物中，有一部拉丁文的《马可·波罗游记》，上面有许多哥伦布的批注。从某种意义上说，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马可波罗及其游记。马可·波罗是历史上第一个游历中国及亚洲国家并留下重要著作的欧洲人。

中国人吸收外来植物新品种的远大眼光令人钦佩。公元前1世纪、2世纪，中国桃种输向波斯，再传入希腊，而“葡萄美酒夜光杯”里的“葡萄”却是希腊文的音译。写过《落花生》的许地山未必知道，花生是明后期从东南亚传入中国的。最初在福建种植，万历时传播到浙江一带，之后逐渐在中国各地种植。

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除了千千万万的使者、商贾和僧侣，中国劳务输出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印度尼西亚万丹地区一直广泛种植胡椒，但因其技术落后，产量不高。16世纪，中国移民的到来，采用精耕细作的种植技术将胡椒产量提高了一倍，万丹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胡椒生产地和全球贸易中心。

如果说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以贸易推动文明的交流，那么今天的“一带一路”则是以投资带动贸易继而推动文化的融合。截至目前，已经有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这些国家的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在2020年之前，亚洲基础设施的资金缺口将达7300亿美元，无论是亚投行还是丝路基金，其目的都是配套解决“一带一路”的资金问题。

在这条经济走廊上，2014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1.12万亿美元，占我国货物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而未来十年，这个数字有可能翻一番，突破2.5万亿美元。一端连接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另一端是极具活力的东亚经济圈，这条洲际经济通道不仅可以带动中亚、西亚、南亚以及东南亚的发展，还将辐射非洲。“一带一路”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跨度最长的洲际经济大走廊。

据测算，陆上丝绸之路的周边国家经济总量为6万亿美元，人口接近20 亿人，主要包括俄罗斯、印度、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海上丝绸之路的周边国家经济总量5万亿美元，人口接近13亿人，主要包括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埃及等亚洲和非洲国家。在过去五年中，“一带一路”国家GDP平均增速为4.7%，而同期欧盟增长为-0.5%，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2%左右。

重温丝绸之路并非对历史的留恋，而是在国际生活中寻找未来。这条曾经连接众多璀璨文明和经济帝国的路径，恰恰代表了今天经济增长的潜力。如果能够聚集政治、经济、金融和技术的力量，把昔日的繁荣和幸福传递给路上的伙伴们，对中国来说，这是中国梦的国际版，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这是一个国际版的“风口”。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939年曾说过，经济周期或商业周期不是可以摘除的扁桃腺，而是有机体的心搏。世界经济有其自身的周期性规律。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同的，导致每一个国家兴衰的因素也是多层次的。冲突并不是唯一的更迭模式，贸易和交流可以填补经济和文明间的鸿沟。想象和探索这个图景，则需要领袖们的智慧。

中国模式的成功，对世界而言是一个惊天巨变。在过去300年里，只有三个历史事件可与之相提并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十月俄国革命和19世纪美国的崛起。在过去的30多年里，全球经济秩序的演变引导了中国发展的步伐和节奏，未来，中国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和平衡也并不意外。

在清朝乾隆时期，中国GDP占全球的四分之一，上世纪初，这个数字一度跌到3%，到今天，中国正向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迈进，从一个大历史观来看，中国不是崛起，不是二次崛起而是复兴。在这个复兴的过程中，如果说中国正在重新塑造世界秩序，那“一带一路”所追求的是一个与现状不同的多元的秩序，这个秩序与千年的经济和文明连接。

19世纪末，世界格局动荡之际，中国清政府却执意闭关锁国，对来势汹汹的种种忧患视而不见，唯有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意识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中国对此变局的由来及演化，一直有心无力、误打误撞、甚至半途而废。要在这个大变局中不随波逐流，唯一的出路是打开国门，融入变革。

以共同利益凝聚共同责任，以共同的责任维系共同的命运，“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对这个大变局的新回应。

作者为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长江商学院教授。文章只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