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5年，捷克宗教改革者胡斯在监狱里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一位神甫告诉他，如果宗教委员会宣称你只有一只眼睛，即使你有两只，也有责任承认的确如此。胡斯回答说：“即使整个世界这样断言，我也会坚持自己的理性，不会违背我的良知承认它。”196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哲学家科塞克朗读了这封信，并指出，由于现代人将理性与良心看作两个独立的、互不相关的、甚至是敌对的东西，摒弃了良知的维度，从而导致了现代价值的危机。科塞克最后强调：“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理性与良心才会成为人存在的基础。”

这番发言代表了布拉格之春后捷克知识界的主要倾向，尽管捷克当代哲学深受现象学、存在主义影响，但许多学者和作家却从胡斯的本土传统中汲取了更重要思想资源，其核心就是胡斯所强调的理性与良心的统一。它基于笛卡尔之前的世界认知，把存在看作主客体不分的整体，具有先在价值。正如帕托切克所指出，价值只能被发现，不能被创造，对此的认知不仅需要理性，更需要良知。

在捷克知识分子看来，20世纪极权运动的本质是去人格化。它的思想基础就是将外在世界看作只是一个纯粹的物理存在。然而，对存在客观性的坚信，导致权力对现实解释的垄断。正如另一位捷克学者塞梅契卡所说：“政府和意识形态尽力强加于我一个我并不认同的现实，并且声称我的现实是歪曲的、错误的、虚假的，而唯独他们的才是客观的。”这使他深深感到，那些官方的哲学争论，除了采用不同的方法论，受政府资助外，本质上与李子酱和李子酪哪个更好的争论相差无几。

哲学的最初本义是爱的智慧和对智慧的爱，但近代哲学研究则从何谓善转为何谓是，变成了分门别类的科学。哲学家们皓首穷经，成为某种知识而不是某种智慧的寻求者。捷克知识分子重新界定了哲学含义，帕洛西就指出：“哲学的起源在于人与自身之上的超验的关系。无论是赫拉克利特的忘我整一，还是苏格拉底的关怀灵魂追求至善，抑或柏拉图的善论即有关产生美德的整一，他们关注的都是人类在沉溺于自我中心的日常生活之外应当追求的东西，它告诉人‘应当’怎样去行动，应当为什么而奋斗。”

将价值思考重新与世界的超验、整一联系起来，强调个人良知与责任，这无疑是当代捷克哲学最突出的特征。这与剧作家哈维尔的思想启发有很大关系，在反抗极权的斗争中，他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权力者对待迫害的肆无忌惮，还是无权者对待受害的逆来顺受，其价值基础都是唯物主义世界观。显然，自由价值如果只是源于功利原因，而不是先在的，它就可能不是绝对重要的，面对极权的压迫和许诺，一个人便很难经受住功利诱惑，更不可能产生道德勇气，以对抗生活在谎言中的现实。

在漫长的铁窗岁月中，哈维尔更多思考的是形而上层面的东西。基于理性认知，哈维尔承认世上各种价值是相对的，这构成现代多元社会的基础。但他同时认为，所有价值都应当有个超验的绝对物的参照，这个绝对物乃是“最终的证明”，它“存在于每一事物的背后和在每一事物之上，给每一事物提供一个框架、维度和背景，并最终给出每一事物的相对性”，其超验性只能靠良心去感知。

用哈维尔在一次访谈中的话说，要有“将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的想象”。对于认可超验价值的观念来说，真理的标准归根到底是真理本身，而不是客观事物。各种分离的科学知识只能获得事物的表象，不能获得整全的真知。现代历史也证明，如果价值没有先在和绝对的维度，权力话语就会变成真理话语，这种话语的实质说到底是价值虚无的表现。唯有将理性与良心作为整体，人类才能发现存在于世界中的本来价值，并以此构成人性的基础。

这种整体思维属于胡斯的中世纪宇宙图景，具有心灵的向度。尽管这个图景无法用理性来证明，但捷克知识分子反对的恰恰是摒弃心灵的现代理性。就现代政治的权力实质而言，这种对良知的重视或许过于理想，但也正是由于此，哈维尔与其他捷克作家、学者才能表现出极大的道德勇气，以微弱的个人与强大的权力对抗。因为在他们看来，回归整体的世界，重寻价值的源头，这不仅是在自我拯救，也是在拯救被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相对主义拖入深渊的现代社会。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