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政治史上，“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是一个最具标志性的机构，其成员，由独立各省都督府、咨议局委派，负责为新政权制定规章，并为正式制宪做准备。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武昌起义后，中国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制度框架，在很长时间并不是很清楚。

君主立宪肯定不是选项了，君主的名声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已被严重妖魔化，失去了神圣光环。君主立宪不再是选项，但晚清以来的立宪路径不会改变。十年前，梁启超曾对世界现行政治架构进行过分析，君主专制外，就是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没有君主立宪了，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共和。

按照独立各省都督府的意见，他们郑重其事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就是按照共和立宪的路径往下走，集思广益，构建一个尽可能完美的制度。

实事求是说，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用时虽短，但他们在1911年12月3日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始。这个文件虽然显得比较粗糙，对于许多细节还没有来得及规范，但其立法方向没有问题，是一个可以作为政治基础的文件。各方政治势力相互质疑、讨论、妥协，一定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是一个政治上比较中立的准立法机构，是类似于美国“制宪会议”的“准制宪会议”。各位代表接受各省授权，为各省，也为未来重建统一的国家服务。他们中个别人或许有革命或改良的不同政治倾向，但这并不太容易在立法上反映出来。

然而，就在这时，谭人凤联络一批革命党人于11月30日联名致电章太炎等，期望他们“速来鄂组织一切”。

对这个呼吁，章炳麟并不认同。他在12月2日发布通电：

武昌都督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

细绎太炎的意思，他不认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应该受制于政党政治。“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意味着各省独立，革命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未来中国政治不再受制于政党。中国所要建立的政府，不应具有政治色彩，而应该是中立、专业、技术的，是“非政治政府”。

章太炎的想法或许超前，或许不切实际，但通览章太炎个人思想史，他是近代中国比较早反省西方近代以来政治模式，试图为中国寻找政治新路的思想家。章太炎朦胧预见到了政党政治并不合乎中国，政党政治的结局可能就是结党营私，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以一党组织政府

当谭人凤、章太炎等人讨论怎样构建新政府时，武昌前线告急，汉阳防守失利，黄兴负气出走，12月1日返回上海。与黄兴同行的，有汤化龙。

与黄兴同时前往武昌的宋教仁，此时，或早于此时也回到了上海。

前线失利，影响了南方统一政府的成立；统一政府不能成立，又影响南方独立各省形成一个完整的力量与清廷对峙，进而逼退清廷，重建中国。这是南方独立阵营面临的巨大问题。

为此，宋教仁、林长民、居正、陶凤集、吴景濂、赵学臣等于12月1日向各省咨议局发布通电：“汉阳昨失，饷械均先时移置武昌，民军现仍力守。各省代表早经多数赴鄂，鄂垣军务正紧，急难开议，现由留沪代表电请折回。组织临时政府之议，决不因汉阳之失而阻。目前大局安危，不在一时一地之胜负，实在统一机关之成否。同人在沪公行准备，各代表一到便当开会，一切进行，共矢不懈。南京垂下，大势并不动摇，仍望诸公力持。汉阳失败之因，据内部人来沪报告，仍由于事权军令之不一。得此惩毖，足使我民自知病痛所在。”宋教仁、林长民等人署名前专门冠以“留沪代表”的名义。

“留沪代表”的功能原为在上海联络各省，也有为赴武昌“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备份的意思。武昌前线局势危急，他们在后方上海就一些重大问题研究、发声，并不存在违规。但是，这种事情不能太过，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无视联合会主体，即在武昌的大多数。

宋教仁等人对武昌的焦虑非后人所能理解，基于这样的焦虑，他们在12月2日继续集会，进而讨论在武昌危机情形下，怎样在南京重建新的政治中心。黄兴是从武昌前线回来的将领，他在武昌就力主“放弃武昌，率所有精锐及饷糈械弹乘舰东下，进取南京，以为根据，再图恢复”。

章太炎、汤寿潜、程德全等与此相反，以为在目前情形下更应该坚守武昌，但汤、程二人均不敢发言，更不敢坚持，其中的缘由，章太炎在第二天致信赵凤昌详述：“昨日议临时政府地点，迄无成议。主鄂者惟有下走，主金陵者惟有克强，而渔父斟酌其间，不能谈论。今日所望，在临时政府从速发表，若如渔父圆活之说，又迁延无期矣。雪楼（程德全）、蛰仙（汤寿潜）意在主鄂，而皆口结舌，不敢坚持。盖雪楼处嫌疑之地，蛰则慎于发言，坐令议政府地点者，惟在一二党人之口，此国人之耻耶？蛰仙私言，前已认武昌为政府，危而背之，于心有疚。此诚长者之言，然不敢当众发表，而独与下走私语，为之怏然。窃念囊日满政府虽弱寡谋，然遇有兵祸时，省城虽危机将陷，犹未以外府为省会，必待真正失守，乃移行省于他处。今吾侪之认政府，反不能如满廷之认省会耶？以武昌为都城，以金陵为陪都，此今日正当办法，愿公大宣法语，以觉邦人。不然，仆辈所持，既与克强不合，终无谈了之期；若曲循金陵之议，援鄂之心必懈，冒昧之策必生（谓大举北伐），其祸将不可解也。”

武昌局势确实危险，但并没有沦陷。就在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人讨论放弃武昌的第二天（12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汉口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因此，夸大武昌危机可能另有原因。

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同盟会一系，知道自己在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中为少数，如听任形势发展，武昌成立中央政府，同盟会很难发挥功能。这是他们最担心的。

12月4日，宋教仁召集“留沪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等开会。程德全、汤寿潜，以及沪军都督陈其美到会。此外有章太炎、章驾时、蔡元培等。会议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

“票举”大元帅

就独立各省共识而言，“留沪代表”12月4日的决定显然是有问题的：第一，各省代表赴鄂者与留沪者，原是一体，宋教仁、黄兴只利用留沪一部分，而瞒着赴鄂代表，瞒着鄂军政府，皆不令闻之；第二，江苏、浙江、沪军三都督到场投票，淆乱职权，蔑视其他各省都督；第三，章太炎、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赵竹君、顾忠琛、彭锡等列席，不伦不类；第四，与会湖南人欧阳振声，并不是湖南都督府或咨议局代表，而是宋教仁个人委派的代表。宋教仁只是代表之一，而居然委派代表的代表，此等举动，在批评者看来，“既不合理，又不合法”，因而此次上海会议，在独立各省看来，违反了联合会组织规程，破坏了独立各省共识，埋下了后来政争的种子。

就在“留沪代表”决定移师南京同一天，汉口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也议决中央临时政府设南京，各省代表将前往南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会议决定，有十人以上之代表到南京即开会，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仍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有代表各省军政府之权。

分析汉口与留沪代表两个会议的决议，移师南京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留沪代表会议“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帅；而汉口代表会议决定在临时大总统“未举定前”仍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

从当时国内政治格局看，武昌不仅是首义之地，最先发难，为独立各省表率，而且湖北首义将士推举出来的黎元洪，也最具领袖风范，具有领袖群伦的资格，拥有很高的威望，各省都督府及其代表并没有对黎元洪的人品、能力提出质疑。独立各省都督府普遍相信，通过各省代表会议努力，制定出一些基本文件，进而根据这些文件选举临时大总统，只要完成这套程序，新中国临时大总统究竟是谁，都不再是问题。

然而，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同盟会成员却不这样看。他们之所以策动留沪代表“票举”黄兴，其实就是要控制住未来新政府的领导权，从好的方面说，就是保证未来中国政治主导权在革命党人手里。但从坏的方面说，黄兴，特别是宋教仁对政治的操控，令人反感，批评者以为“宋教仁为人，眼高识，志大才疏，说话则夸张不伦，办事则杂乱无章，自身取祸则有余，担当天下大事则不足”。这也是后来宋教仁威望一度下滑的深层原因之一。

留沪14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的消息通过“西电”传到武昌，立即激起在武昌的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的愤怒、声讨。12月7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议决由大都督黎元洪向各省都督府发布通电，说明上海公举大元帅的真相，并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请其查明真相，宣布撤销。

宋教仁等人在上海策划的选举实属一场误会，一个插曲，得不偿失，既没有达到控制未来政权的预想目的，反而引起了各省都督府及其代表联合会武昌主流派的警觉。12月8日，武昌各省都督府代表根据决议同船出发前往南京。

两天后，12月10日，留沪各省都督府代表朱葆康、欧阳振声、王照、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等举行会议，决议第二天同赴南京，与从武昌赶往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代表会合。

短暂分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合二为一，南方新政治中心，也由武昌以及东南政治中心上海向南京汇集。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很快就会建立起来，但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一个全新的政府，究竟应该以一党召集，还是交给“准制宪会议”召集一个超越政党分歧的“非政治政府”，很快就会亮出答案。

作者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