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月25日至06月07日

焦点

弱化GDP在政绩考核中的中心地位

中山大学 杨海生等

“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2014年第9期

地方官员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方面具有法定能力，伴随着官员变更，地方政策通常会因新旧政府政策偏好不同而发生难以预期的波动，而这种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受长期以来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晋升体制影响，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也有显著影响，而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内生性进一步加深了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1999年－2013年中国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及其风险的影响进行研究，并考察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在这一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传导作用发现：

第一，官员变更会通过刺激地方官员的短视性政策扩张及加剧投资者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政策不确定性效应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二，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财政影响总体上要显著强于其信贷影响，但这两种政策渠道的影响机制却并不相同。财政影响渠道传导的主要是官员变更造成的政策短视性效应，而信贷影响渠道传导的则主要是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效应。

第三，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经济增长风险是官员晋升体系中的一个负向考核指标。官员变更引起的财政风险主要产生于地方官员的执政阶段，而信贷风险主要是在经济运行环节中积累催生的。因此，在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中，应在不同环节对财政风险和信贷风险予以监控。

因此，为了更好地平缓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及其风险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要坚持弱化GDP在政绩考核中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的综合考核体系；另一方面要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工具，短期内要注意理性地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财政风险，而在长期内则要更注重控制信贷扩张与信贷风险。

制度

治理地方官员影响居民福利

南京大学 皮建才等

“新形势下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研究”

《经济研究》2014年第10期

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主要有两种手段：中央政府降低晋升激励强度、中央政府提高反在职消费强度。

当中央政府降低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强度时，地方官员会减少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增加在职消费，而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则保持不变；当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官员的反在职消费强度时，地方官员会减少在职消费，增加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和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当中央政府同时采取这两种治理手段时，两者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抵消，具体对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如何，则取决于哪种政策措施的治理效应更强，但无论如何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一定会增加。

进一步比较两种治理措施对居民福利的影响后发现，如果中央政府把居民福利视为最终目标，那么中央在治理地方官员时需要注意边际污染的临界值。

观点

移民带来消费

印第安纳大学南本德分校 Gihoon Hong和弗吉尼亚大学 John McLaren

“移民是本地经济的一方强心剂吗?”

NBER工作论文第21123号

移民到来之后，对当地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增加，从而影响了当地劳动力的需求。

在一般均衡的模型下，劳动力需求效应能够为当地的雇员带来两重福利：第一，通过将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同时供给曲线也向右平移，缓减了由于劳动力供给增加而引起的工资下降；第二，移民增加带来了当地服务业多样性的增加，从而赋予当地消费者间接的利益。综合起来，上述效应意味着即使在当地雇员和移民可以完全替代的情况下，移民能够实现当地真实工资的上涨。

根据1980年－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平均每个移民为当地雇员带来1.2个就业机会。新增的这些就业机会大部分由当地雇员所占据，这与当地劳动力需求的强影响是一致的。与此同时，这些新增就业机会中有62％集中在非贸易领域，换句话说，移民也同时促进了本地服务业的多样化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