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摘

最厉害的规划者还是日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满洲国”这一依附于日本的伪政权，是当时全世界规划最完美的殖民地，有点像日本泛亚主义的梦想宫殿。

伪满洲国军政官员一心一意扑在规划上，既不受民主程序的羁绊，也没有私人利益的约束，更不会对占伪满洲国多数的中国臣民的想法有所顾忌。一群高度机敏的官僚、管理者和工程师仰仗着人面兽心的关东军、杀人如麻的宪兵队、三教九流的日本浪人和政治投机客的势力，将伪满看成一块画板，在上面可以绘画出完美规划的经济图景。

在致力于维护保守军事秩序这点上，部分日本规划者的右倾倾向十分明显；其中一些人是社会主义者，同军国主义者一样反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但即便右翼官僚也是苏联五年计划的信徒。对典型的伪满洲国“改革派官僚”的最佳描述也许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右倾激进分子，但和共产党的共同点要比和自由派还多。岸信介正是这样一个人。长着一张兔子脸、性格温文尔雅的他是个精明圆滑的官僚，光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是那种会铁腕管理大批劳工的强力人物。然而，还没满40岁的岸信介却是日本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的想法概括而言就是要把伪满洲国变成一个国家控制下的矿业、化工和重工业重镇。

岸信介等人在伪满洲国开创先河的一些尝试日后在日本国内也被付诸实践。从1937年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日本经济在内阁企划部、大藏省、商工省等政府机关的分管下，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一批管理战时经济的人士都是从改革派官僚、战略规划者和反自由化思想家组成的网络里招募的，既有左派又有右派。他们凭着为了效率一切皆可无视的那股子专注劲儿，帮助伪满洲国实现了工业化。商工省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岸信介。1943年，商工省改名为军需省，使其更符合日本战时经济的本质。岸信介表面上是军需省次官，实际依然掌握着战时经济，前后长达一年。就在天皇下达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战败后不久的8月26日，军需省被废除，改头换面后又一次交上了商工省的名字。

美国占领日本的一大谜团是美国人何以能够容许日本人玩弄这些障眼法。毕竟，胜利者对日本的构想同样也是“决不让历史重演”。在日本，1945年也是“零年”，是在废墟上建设新社会的完美时机。很显然，一些人必须被扫地出门。岸信介作为甲级战犯被捕，同样落网的还有鲇川义介。

关于日本如何重建这点，各方存在极大争议。在华盛顿有一股很强的舆论导向，认为日本再也不能染指重工业，而是应该专注于更符合东方民族古朴气质的产品：玩具、陶瓷人像、丝绸、纸制品等等。但日本人的想法不同。日本外务省草拟了一份报告，解释称自由放任的时代已经结束，全世界“终于进入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或者说一种受控制、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

这一想法和某些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新政派人士很接近，他们被派到日本，协助麦克阿瑟对日本进行和平民主改造。这批人早期拟定的一些计划草案，换成列宁主义者一样能行。其他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中国通”仔细地审视了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如何建设战后日本的倡议，野坂在战时曾在中国从事教化日本战俘的工作。按照他的思路，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组织要从“法西斯”官僚手里夺权，代为管理食品分配等重要工作。尽管这个点子后来夭折了，但新政派官员对土改和建设独立工会这两条还是很重视，并且也确信美国占领当局理应“赞同在经济体系里推行所有权、经营权和控制权的更广泛分配”。

包括新政派在内的美国官员有一块很大的心病，担心日本人为极端经济窘境所迫，难以招架共产主义的诱惑。应对办法是通过重建日本的工业能力，确保日本人能尽快养活自己，防止军事利益或大企业的贪婪扰乱这一进程。而要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经济政策交给经验最丰富的日本人，交到能为未来做打算、把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并具有爱国情怀和均贫富抱负的公务员手里；也就是说，要交到基本未被整肃的大藏省和商工省官僚手里。

1948年，有案底的岸信介未经审判就从巢鸭监狱获释。服刑期间，他同右翼政界和有组织犯罪团伙的老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络，有些人还和他关在同一间牢房里。1949年，商工省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通商和产业省，简称通产省，这个部门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经济奇迹最重要的政府推手。1957年，岸信介当选首相。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详见本期“本刊荐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本文摘自该书第三部分，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