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持续疲软，令稳增长乃至保增长有了进一步的紧迫感，保持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内运行而不至跌破底线，将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重心。不过在采取进一步的举措提振经济时，相关各方一定要保持平常心，牢记顺势而为，切忌拔苗助长。

纵观各国历史，在经济调整阶段都要同时完成去存量和找增量的双重任务。有时要侧重于通过消化存量来轻装上阵形成增量，有时要侧重于通过增量来带动存量的消化。最理想的情况是既能通过大刀阔斧的存量改革去腐生肌，为增量发挥作用铺平道路，又能通过新一轮大规模的增长红利来消化存量，尽量降低转型的痛苦指数。最不理想的图景则是存量需要慢慢消化，增量则迟迟未来，或者不足以抵消存量的拖累，拖长经济转型并步入新增长轨道的时段。当然也有介于这两个极端情形的中间状态，即耐心等待去杠杆的完成和新经济增长点的发力，在此过程中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区间。

从此视角出发进行观察，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改革属于第一种情形。国有企业大规模减员增效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大规模处置，为中国经济的轻装上阵提供了强大动力，而入世红利带来的超常规全球需求，也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增量。同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更是给如火如荼的上升周期“火上浇油”，中国也因此迎来十年黄金发展周期。

相形之下，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失去的十年”则属于第二种情形，存量泡沫消化遥遥无期，新增长点苦苦难觅，中低端出口被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取代，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信息技术创新则被美国等把握先机。如若不是来自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对日本装备制造业的需求带来的拉动作用，则日本经济的表现还会更加低迷。

据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亲历者透露，正是因为对日本“失去的十年”心生惕厉，中国决策层才痛下决心采取大规模剥离不良资产以修正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激进方式，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避免陷入日本式经济低迷。

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的转型则介于上述两种情形之间。日本、德国制造业崛起所造成的美国实体经济竞争力的下滑，叠加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给此前如日中天的美国经济蒙上了滞胀的阴影，而由于企业重组并将资源置换至新兴行业尚需时日，传统行业企业的设备更新投资和技术升级消化也需要时间窗口，因此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出现一时呈前景渺茫之态，直至IT和随管制放松带来的金融服务业的勃兴成为引领美国经济的双引擎。

在此过程中，不少美国企业界大佬面对日本企业咄咄逼人的进攻，也曾建议美国政府效仿所谓通产省模式，采取“强力产业政策”来驱动经济增长。不过最终美国经济更多还是依靠市场的调节走上了新的增长通道。

鉴于全球需求结构和增长动力的变化，以及中国自身增长要素组合的变化，中国的去存量和找增量将会是一个类似美国上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中期过程。因此，人们一方面要提高稳增长的紧迫感，力保宏观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避免陷入日本式低迷；另一方面也要耐心等待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培育出新的经济引擎，为下一步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在减少体制束缚、调整结构、消化产能和培育新增长点方面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考虑到“三期叠加”的大环境，存量债务的巨大规模以及人们对其消化之道尚未达成共识，加之增量蓄势和发挥作用所需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可以预见中国经济不可能快速重回中高速增长轨道。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与其着急推出新的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不如戒急用忍，一方面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并耐心等待此前的制度改革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把此前推出的各种举措真正落实好，并在落实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的微调。

具体而言，如何在地方债务置换后通过一定的安排为商业银行减负，比如将地方债作为存款准备金或PSL对应资产等，使它们能够释放出更多的流动性，并切实降低资金成本，以及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金融工具的推出，将“快牛”稳妥转化为“慢牛”，以使资本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平顺中国经济从债权融资依赖型向股权融资主导型的转换等等，都还有不少文章可做，需要各方妥为筹划并密切配合。

总之，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进入新阶段之际，不能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奇招和捷径，不能过于急切培育新的增长点，更不能回到饮鸩止渴靠大规模放水刺激增长的老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