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冬/文

当下，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中国政府打出了两张牌：对外的牌叫“一带一路”，推广2.0版本的全球化模式；对内的牌叫“大众创业创新”，力图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助力产业升级转型。

为了准确地衡量“大众创业创新”政策的影响，我开始接触和调研大量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部门、孵化器、投资机构、海内外的高校学生、创业导师、学者、初创企业，有一定规模的国企和民企，等等。

美国杜克大学商学院技术与媒体中心前主管、杜克企业教育亚太区主管Tony O’Driscoll在调研中表示：创新往往和创造混为一谈，创造只是一方面，而创新包括创造价值、传递价值和捕获价值。太多的时候，人们只关注创造，而忽略了传递和捕获的环节。被创造的事物必须在市场层面有期待性，在竞争层面有防御性，在运营层面有操作性，在财务层面有盈利性才能称为创新。Tony认为过多地关注“创造”将脱离创新的本质。

从调研结果来看，“大众创业创新”的政策导致了很多的良性变化。各地开始涌现由政府牵头的孵化器，配套的资金、土地、税收、人才等政策纷纷出台。政府各个职能部门都在做宣传、出方案、举办各类鼓励创业创新的活动。以成都为例，启动了“创业天府”行动，通过“菁蓉汇路演”展示创业创新项目。同时，一些多年的政策壁垒有望得到突破。由于办公环境租赁、工商登记等行政审批手续的简化，创业启动的效率增强。民众的创业创新热情普遍高涨，以高校学生为例，有创业打算的学生人数明显提升，高校和大学生创业平台也提供了一定的资金和场地的支持。有经济实力的省市在海外举办了更多的吸引创业创新人才回国的接洽会。各种项目对接频繁，私募、风投、服务项目的协会等空前活跃。

但同时，调研结果也反映出“大众创业创新”所面临的一些风险，这些伴生的风险会导致“大众创业创新”受挫。风险产生在三个层面：创业者及创业团队、企业和社会。

创业者应避免浮躁

就创业者及创业团队而言，调研反馈中提及最多的关键词是：浮躁。在当前大环境下，媒体过多宣传创业成功（特别是年轻人创业成功）会极大促进盲从心理。90％的创业是要失败的，没有足够多的阅历和社会资源的年轻人盲目创业会带来自我成长的风险。调研中不止一位创业者发出“创业真是个苦差事”的呼声。创业过程中的辛酸会给没有做好准备的盲从者身心很大的压力，很难想象他们失败后可以从容地在社会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大众创业创新”的倡议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单干，因为人人都想成为老板，独享成功。这个局面使得有效的多人创业团队更加难以形成，总体上提升了创业的风险。David Gage研究了2000多家企业后，在其名作《The Partnership Charter》中指出，大约94％的高增长企业都有至少两名创始者，而单一创始者的企业占了低增长企业近50％的比例，单一创始者的初创企业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同时，多个被调研企业都表示人才梯队的压力在加剧，老员工思想不稳定，企业更难招到合适的新员工/人才，因为老员工和潜在的新员工都有创业的冲动。

由于初创者资源有限，往往只能选择进入门槛低的行业，提供差异化不明显的低端产品和服务，这会扰乱行业秩序，使得现有企业不得不费心来应对这众多不规范的竞争者，而无法再聚焦于进一步创新。人力资源就总体而言没有实现最佳配置，也形成人才资源浪费的风险。

创业创新如何去泡沫化

调研反馈中多次提到创业创新的泡沫化倾向，泡沫化是初创企业所要面对的最大的风险。泡沫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初创企业纪律性的丧失。数量过多的无本质差异化的初创企业。

初创企业纪律性的丧失会驱使其犯一个致命的错误：“未成熟的规模化”（Premature Scaling）。美国研究初创企业的咨询公司StartupCompass Co在初创企业生命周期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未成熟的规模化”概念。初创企业生命周期的理论将成长期的初创企业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探索期（Discovery），初创人员有了一些想法，并且在探索该想法是否有市场需求。

2.验证期（Validation），初创企业开始进入市场，验证市场需求是否真实存在，确定市场规模。

3.增效期（Efficiency），产品和市场的耦合已经基本没有问题，初创企业这时需要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为扩大规模打好基础。

4.规模期（Scale），开始规模化生产。过了这个阶段，初创企业已经成长为有一定规模的成熟企业。

StartupCompass Co研究了3000多家初创企业后，将“未成熟的规模化”列为初创企业的第一杀手，其导致了至少70％初创企业的失败。“未成熟的规模化”指的是初创企业的五个关键方面：产品、客户、财务、团队和商业模式没有协同发展，有些方面过于领先企业实际所处的发展阶段。

比如说，企业还在探索期，就已经装备了规模期才需要的庞大的管理团队，降低了企业的灵活度。或者市场需求还没有得到确实的验证时，企业就已经标准化生产以提高效率，扼杀了对产品进行修正的空间。导致“未成熟的规模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企业急于通过这四个阶段，往往会从某一个方面寻找突破，而这一方面就会被“超前”扩张。

调研反馈中提到“大众创业创新”背景下的企业过早获得过多的资金、过强的自信和过高的期望，销蚀了初创企业的纪律性，给这些企业的“未成熟规模化”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和动机。

就算所有的初创企业都有序协调地发展，避免了个体“未成熟的规模化”，如果无差异化的企业个体过多，风险依然存在。

在《跨越鸿沟》一书中，Geoffrey Moore指出在尝试性的早期采用者和真正持续贡献价值的大多数客户之间，由于双方的价值取向有根本的不同，存在着一个鸿沟。初创企业必须要跨越这个鸿沟才可以获得稳定的客户基础并进入良性增长。如果整个社会的导向是创新多多益善、初创企业多多益善，蜂拥而出的初创企业到了这个鸿沟面前，就形成一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局面，掉到鸿沟里去的企业是绝大多数，同样在宏观层面导致了创新的失败和资源的浪费。

我也针对性地调研了一些国企，从结果来看，国有企业并没有太多受“大众创业创新”浪潮的影响：有国企不太留意这个浪潮，有国企基本按照原来的工作要求，有国企反映开始关注现有体系外的创新，但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由于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可以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大众创业创新”并没有触及国企的核心，也就没有触及中国国民经济的核心，而只是在边缘地带制造了一些波动。如果国企继续持有观望的态度，“大众创业创新”的总体效用不容乐观。

应对创新失败的社会风险

失败的创新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是创新最直接的社会风险，但创新的社会风险远不止于此。

多年前，在阅读Everettm Rogers的经典名著《Diffusion of Innovations》时得知，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创新往往会扩大社会差距：

1.富裕阶层往往可以接触到更多信息，因此会更早得知创新的存在。

2.富裕阶层往往有更强的社会网络，可以更早获得对创新的评价。

3.富裕阶层往往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承受采用创新的风险，也就可以更有效地捕获创新带来的价值。

为了验证“大众创业创新”对社会差距的作用，我调研了一些位于新疆和青海的个体。在援疆企业就职的云南师范大学MBA学生郭伟在回信中指出，“就南疆地区来说，要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定位。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只相当于我们内地发达地区上世纪80年代，基础设施落后，大众文化水平较为低下，几乎没有办公自动化。维吾尔族懂汉语的不足10％，给交流带来很大困难。浓厚的宗教信仰使得他们有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要进行数月的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内地已经成熟了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在这里就是新的。”

再看看杭州，浙大科技园UU咖啡合伙人钟越波在回信中说：各地都在搞孵化器，各种群体都在搞众创空间，有投资机构、房地产开发商、政府机构、学校、园区运营商，等等。在杭州，大大小小的众创空间就有上百个，创业者更多了，投资频次更高了，确实也出来了很多不错的企业。

在这样一个局面下，落后地区前进的速度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发达地区的速度。由于其导致地区差异的扩大，“大众创业创新”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不容忽视。“大众创业创新“政策越成功，该社会风险也会相应的越大，创新的扩散最终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商业问题。

为了对这个问题做深度的量化研究，我使用搜索引擎，以“创客咖啡”+ “城市名”为关键词（可以视“创客咖啡”为创新活跃度的风向标），按年份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5个城市进行了搜索，并记录搜索引擎返回的合格记录数（见图表）。

搜索引擎返回的记录数越多，说明这个城市的创新活跃度越高。这样的研究方法难称精确，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趋势和定性的结论。

·无例外地，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之间的差距在逐年扩大。

·各地都在逐年进步，但进步的幅度却有不同。

·从城市来看，北京一骑绝尘，而拉萨基本原地踏步。

这验证了Rogers的观点：“大众创业创新”虽然使得各地的创新活动都更为活跃，同时也扩大了中国的地区差距。地区发展不均衡已经是中国宏观经济重大的挑战和风险，“大众创业创新”将使得局面更加严峻。

武汉大学经管学院刘学元教授认为：创新不是运动性质的，而要靠政府构建公平制度和良好的商业环境，由市场来决定其他方面。为了消除“大众创业创新”政策面临的风险，我建议做好更多方面的工作。

建立良性的创业创新环境

建立良性的创新文化。“引导”是调研反馈中出现得最多的词。政府、媒体、创业园等需要共同努力，对创业热情进行理性地引导，不过分吹捧创业成功，让创业者充分认识到创业的艰辛，鼓励团队创业。我在《中国式创新—流程、结构与文化》一书中已经证明，去行政化/扁平化和长效机制是打造创新文化的核心，政府需要在这些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公平的商业环境。通过加强法治建设和风险管控，杜绝钻政策空子骗钱骗资源的行为，警惕发展科技变味成为发展科技地产。

全方位的创新支持。政府引导鼓励孵化器等支持机构轻硬件、重服务。对于初创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服务就是创业辅导，辅导同时也是持续创新能力的保障。建立创业导师体系应该以初创企业为主体，企业与导师签署辅导协议，孵化器等平台机构参与嫁接资源，而政府提供税收等方面的必要政策。

鼓励并要求国企拿出一部分资金，比如说每年研发经费的10％－20％，成立内部的投资基金，通过内部孵化器的机制，对一些有价值的、基于趋势的创意进行孵化。初期做好所有创意都失败的准备，通过对整个学习过程的管理，不断提高创新流程的品质，从而最终实现所有创意组合的整体成功。个体创意的失败必不可少，国企需要对个体创意的失败展示足够的宽容，并通过失败学习到有效的知识，成为整个企业共享的财富。

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投入

落后地区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政府需要提供更多倾斜性政策和公共服务才有可能抵消创新对区域差距的“扩大效应”。

与资金和市场相比，人才的短板在创新活动中显得更加突出，该短板更多体现在团队整体乏力。在昆明，通过一些人才引进机制，各个行业还是具备一些“领军人才”，但这些“领军人才”并没能发挥太大的功效，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执行团队能力不足，想得到，做不到。有1年－3年工作经验的“本地人才”是执行到位的关键，对这一部分“本地人才”的培养应逐渐成为对西部倾斜性政策所关注的重点。

来自以色列的创新咨询公司SIT主管中国区的全球副总裁TAMAR CHELOUCHE在回复中写道：“创新不只是一个创意，创新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与创意无关的环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执行的环节。能否快速并有效地应对执行路径上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成为创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大部分的调研回复对于“大众创业创新”的风险有一定担忧，但总体而言还是对“大众创业创新”持乐观态度。认可这些乐观态度的同时，本文希望可以警示各方利益相关者。其中，我认为创新的泡沫化危害有限，而创新对于区域差距的扩大作用从长远来看是最具有破坏力的，国家有必要在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并更冷静地推动“创新型”经济。

作者为杜克大学杜克企业教育中国区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