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财政部正式下发《关于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文件将使得广东自贸区在上海自贸区有关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之上，获得范围和力度都更大的试点政策。
在“以改革推动开放，以开放推动改革”这一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径下，广东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概念，和此次自贸区金融行业的试验性质，已经非常明显。用自贸区来试验，跟深圳当年的作用一样。改革的核心仍是政府简政放权。
推进粤港澳合作的广阔前景可以进一步延伸：一是如何推进粤港澳三地的共同繁荣；二是在广东传统制造业升级瓶颈日趋显现的前提下，如何继续以改革开放这一传统路径推动促进其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服务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这两个主题一体两面，皆是近十多年来一直推进中的粤港澳合作棋局中的框架性题目。
在自贸区及CEPA最新协议“先行先试”的双重政策红利推进之下，以经贸制度、法律对接、技术、标志一体化和离岸贸易、跨境金融、互联网经济等高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为主导的粤港澳合作3.0时代，或许已经开启。一系列框架性的新型制度设计将在解决以往掣肘三地发展的问题方面能够带来哪些突破，起到何种作用，是接下来一段时期之内，粤港澳三地合作最有看点的部分。
《财经》曾于2014年两会第二批自贸区申报正酣时刊发过一组系列报道（详见《财经》2014年第12期），着重探讨了粤港澳三地近年来合作的新基础、新方向，以及上海自贸区与香港的竞合关系等几个话题。在广东自贸区进入实践阶段之际，《财经》再次着重探究“负面清单”的落地机制、自贸区推动粤港澳合作的路径，以及香港经济近些年来遇到的转型困境等话题，以飨读者。
“以改革推动开放，以开放推动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径。负面清单概念是一种倒逼；中国金融行业也到了需要开放但又需要小心谨慎的阶段。用自贸区来试验，跟深圳当年的作用一样。改革的核心仍是政府简政放权
珠三角新竞合
□ 本刊记者 焦建/文
6月8日，财政部正式下发《关于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对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广东自贸区）关于进口税收政策作出明确规定。
此份文件将使得广东自贸区在上海自贸区有关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之上，获得范围和力度都更大的试点政策。而在此之前不久，广东自贸区的相关领导执行机制亦刚刚正式建立。随着多项体制性框架逐一落实，广东自贸区的运作正在日益步入正轨。
广东自贸区有先行先试的试验意味。WTO已是一个低版本规则，国际贸易规则正发生一系列新变化。中国无法再像20年前一样只被动参与，而希望参与到新规则的制定中。在“以改革推动开放，以开放推动改革”这一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径下，广东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概念，和此次自贸区金融行业的试验性质，已经非常明显。用自贸区来试验，跟深圳当年的作用一样。改革的核心仍是政府简政放权。
在这样的试验背景下，来理解推进粤港澳合作，就使得这一合作的广阔前景得以延伸：一是如何推进粤港澳三地的共同繁荣；二是在广东传统制造业升级瓶颈日趋显现的前提下，如何继续以改革开放这一传统路径推动促进其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服务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这两个主题一体两面，皆是近十多年来一直推进中的粤港澳合作棋局中的框架性题目。
但随着广东自贸区正式运行、CEPA新协议的签订这双重利好的出现，“内地市场越开放，粤港澳的融合程度就会越加深”这一判断，却成为一个在实践中求解的问题。
在此之前，依托CEPA及其补充协议为主体进行推进的粤港澳合作，其实已进行了十余年。但正如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所言，“政府间形式上的交流是很多的，签署的文件也是很多的，但三地合作实质性的进展，则是不多的。”
随着粤港澳在发展高端服务业领域的竞争性变强，它们的合作性却正在变差。以欧盟为例，这本身可能并非坏事，竞合本身的确可以形成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但CEPA虽已实行了十几年，粤港澳间却还没形成这种关系。
不可忽视的是，制度层面对接的障碍，往往会让天然的人文、地理环境相近相邻形成的优势也难以发挥作用。就此方面，曾有一位香港商界人士如此向《财经》记者形容：“别看广州离香港的距离更近，但坐飞机从北京回香港其实时间成本差不多，还更舒适方便。”
在距离带来的不便已然被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不断消弭之时，粤港澳之间的制度障碍如何逐一化解？珠三角天然的地理优势如何充分发挥推动作用？产业互补性如何体现？新政策如何将政策效应转化为充分的发展效应？港澳应如何调整其自身定位？针对这些问题，近期《财经》记者同题采访了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香港中文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所长宋恩荣、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和观察范式下，这些问题也呈现了丰富多彩的答案。
自贸区的试验性质
《财经》：中国不断调整经济战略，加快自贸区建设的真正战略意图是什么？在推进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郭万达：自贸区是个抓手。首先，WTO已是一个低版本规则，国际贸易规则正发生一系列新变化。中国无法再像20年前一样只被动参与了，希望参与到新规则的制定中；其次，“以改革推动开放，以开放推动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径。比如负面清单概念，做研究的说了多年，上海自贸区出台后全国才开始推进，是一种倒逼；第三，尤其是在金融行业，中国已到了需要开放但又需要小心谨慎的阶段。用自贸区来试验，跟深圳当年的作用一样。改革的核心仍是政府简政放权。但现在触及的只是冰山一角，且进展有限。
宋恩荣：设立自贸区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放宽外资准入，改变以往的审批模式。上海自贸区成立的时候，很多人的期望很高，可实际能做到的仍在试验阶段，而中央还是本着很大的决心，把自贸区的试验面积及区域都扩大了，相信中国会逐步推进这项改革，它会很重要，也很有意义。
就风险而言，中国的自贸区源于保税区。保税区是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有利于发展转口贸易及与货物流通有直接关系的服务，如物流、仓储、运输和展览。而目前中国推动自贸区的主要目的，是发展金融及高端服务业，无需借助保税区。因需要围网，通常远离商业中心区以便隔离，保税区还容易成为金融及其他高端服务业的障碍。而现代高端服务业多数与货物流通没有直接关系，例如金融、保险、电讯、商业服务等，也无需位于保税区。
从国际经验看，离岸金融业务需要账户和会计上的监管，海关联网只管货物流通，也对金融监管没有帮助。如何应对自贸区内金融试验的风险问题，要小心处理。
张建平：首先应区分“大”自贸区战略和“小”自贸区战略。前者指中国与全球其他国家及地区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目的是应对发达国家修订国际规则所带来的挑战，后者是中国正在推行的“1+3”自贸区战略，主旨之一是推进政府的负面清单改革。二者完全不同，不应混淆。
对于前者，有学者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全球最大的自贸区，我认为这有点好高骛远。“一带一路”贯穿了大洋洲、亚洲及欧洲，而目前作为东亚经济一体化重点之一的“10+6”自贸区协议还困难重重。更不要提 “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都是伊斯兰经济体，它们连WTO的成员都不是。相较之下，中国的“小”自贸区试验更有意义。依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经验，自贸区发展与一国的工业水平高度相关，所以中国目前的“小”自贸区数量并不多，还应在沿海、沿江、沿边等多类地区都选择地区进行试验。
试验时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应当稳步推进。比如类似海关特殊监管区这样的政策，只能在一些国际化程度较高、重要的沿边地区复制。其次，自由贸易试验区不能变成自由金融试验区，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自贸区内的金融试验是为了让区内实体经济更加有机发展。二者应有机整合，不可偏废。
《财经》：中国已形成国内“1+3”自贸格局，广东自贸区也由三块构成，会否出现自贸区碎片化竞争问题？
郭万达：多几家来推动改革，我认为没什么问题。
陈广汉：前海的主要业务是面向香港发展金融等服务业，横琴是面对澳门发展旅游业及其他相关业务，南沙地区更大，产业规划也更综合。三个地区都想大力发展金融业，但目前可能只有前海比较有条件，它拥有一些特殊的金融政策，发展基础也更好——有资本市场、创业板，有基金、人才，且创业创新环境好。
从融合到合作
《财经》：当前经济形势下，珠三角各地都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次问题，广东自贸区能起到哪些作用？
张建平：广东自贸区打着粤港澳合作的牌子，为对接港澳这两个独立的关税区，只能面对现实，提高自身的开放度，让人流、物流、资金流的障碍越来越少，缩小彼此间的差距。目前来看，广东在CEPA上的开放度已全国领先，再加上自贸区货物贸易的境内关外管理模式、保税仓的建立、服务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开放，都可成为粤港澳协同发展的助推。
陈广汉：国家制度设计的目的是综合性的，既利用港澳因素来促进广东发展，反过来也要促进港澳的繁荣稳定。但目前三地怎么进一步合作，如何发挥港澳作用，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因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广东对港澳的期待不断降低，合作的积极性不如以往。有一种说法是，广东的策略是打港澳的牌把政策拿下来，然后再自己发展自己的，不真的想跟港澳捆绑到一起。广东真的这么做的话，是跟中央政策相违背的。
《财经》：设想中的“粤港澳自贸区”变成了“广东自贸区”，说法也从三地“融合”变成了“合作”，是否也源于粤港澳合作的降温？
陈广汉：更多地要从自贸区的概念方面去考虑。假如叫“粤港澳自贸区”，三地要坐下来面对面谈判，签订协议。但中国目前的自贸区体制，更多的是强调自身的开放，改称“广东自贸区”会更合理。当然，广东方面的确也有观点认为，不要把南沙、前海、横琴变成只针对港澳的自贸区，这样会限制它们的发展。
张建平：广东省一开始提交的方案是粤港澳自贸区，涉及10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我的观点是这一方面因范围太大无法监管，且内部的三个片区都难以协调，另一方面也容易让大家混淆，认为广东加上港澳会形成一个超级自贸区。
现在改称“广东自贸区”，发展应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整合，把内部片区先做好。因这是内部行为，制度设计、管理模式及程序，都可以在广东及中央层面有力大步推进。然后，等广东自贸区成熟后，可以再进一步加速对接港澳。依照目前状况来看，广东自贸区几个平台的制度跟港澳相比落差太大，直接全面对接是绝对不可能的。
郭万达：从“融合”到“合作”，应该说广东的态度变得更加务实了，以前是隔空喊话，光说“我爱你”但用处不大。我们要相信事物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要坚持很多年才行。比如前海一个很小的例子是“前海卡”的出现，用它可直接打香港电话不按国际话费。此外，随着港人越来越多地到深圳就业，会逐步逼着政府推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才是务实的、能推动融合的做法。
《财经》：粤港澳在具体合作方面的困难还有哪些？
陈广汉：横琴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中央把珠海的横琴放到广东自贸区的主旨之一，是推动澳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澳门产业多样化，解决澳门的发展空间、民生问题。这方面横琴的作用有，但还不明显。澳门愿跟横琴合作建大学、养老院等民生项目，但横琴对这些持保留态度，它的产业规划是金融、高科技等高端服务业。因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二者间存在很多摩擦。此外，澳门有问题习惯直接找中央，珠海也觉得很不高兴。在政府间合作外，在实际的产业对接层面，澳门企业的反应也不是很有积极性。商人们更愿意屯几块地皮放在那里等着土地升值，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合作。横琴把门槛抬高，其实也有一定道理。
就目前前海和香港的对接来说，存在着如何携手发展金融业的问题。但是香港还是很担心所谓的“第二次产业北移”的问题，目前的进展也并不理想。应该承认，香港和澳门这两个商业社会，因最初靠搞房地产、股票、赌博等产业起家，它们的创新意愿和能力并不强，产业发展也受到了限制。而珠三角地区走到今天，除发展高端服务业外，还需强调自主创新能力。这种能力在深圳或者广东的其他一些地方都能看出苗头来了，这里年轻人的素质已超过了香港年轻人，后者因发展环境受限，要有所作为非常困难。
宋恩荣：一个很明晰的问题就是粤港澳间的互补性变差。加工贸易阶段时三地互补性很强，且管理也很简单。现在则是三地都要发展高端服务业。这个过程不可避免，但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比如早期香港制造业向广东转移初期时转移和留下的企业间的竞争。再比如现在的欧盟，大部分国家是发达的经济体，竞争性也蛮强，但也形成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CEPA虽已实行了十几年，但粤港澳间还没形成这种关系。
《财经》：此外，香港最近接连出现“反水客”行动，甚至已使深圳的“一签多行”改成“一周一行”。对此应怎么看？
陈广汉：首先，“自由行”有其客观容量的限制，太多了，太常态化了，容易出现反弹。其次，我们应承认，中央的一些对港政策，在香港社会不同阶层中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很多政策做到了惠商，但没有做到惠民，我们应该考虑到政策对于普通老百姓生活所造成的连锁反应。香港的发展阶段和我们不太一样，老百姓主要考虑的不是怎么把GDP做大，而是环境保护、生活幸福，人家真的会这么考虑。
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如果照顾得太多，就会比较没有进取心。香港应该做的是怎么样依靠内地，同时增强它自身的竞争实力，保持它的差异性和国际化竞争力。这是香港在中国大家庭当中的价值。我们应该看到，在香港回归前，跟内地贸易交流不多的时候，它也走向过工业化发展道路，而且发展得不错。
《财经》：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有一些香港地位不再重要的看法。香港还有哪些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宋恩荣：香港服务业值得借鉴的一点，是竞争和放宽规管做得比较好，体系开放得多。但这其实也是这十几年间发生的事情，在此之前，香港的服务业也有过一段高度垄断时期。此后在上世纪60年代，香港银行业开放；70年代，固网电话开放；80年代，移动电话业务开放。但我们要认清的一点是，实际上服务业要整体开放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在香港，现在医疗服务的封闭性也是蛮强的，如果你不是在香港的医学院毕业的话，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就会很困难。这点香港做得并不好。
陈广汉：从GDP总量、科技创新等等方面，北上广深以及其他的一些内地城市可以赶超香港。但在对内改革及对外开放两方面，香港仍有成熟的经验可谈，它的经济管理制度、营商环境、法治精神、与国际规则的接轨程度、社会管理等方面，都比内地先进很多。此外，我最近接触到一个例子：规模类似的两家投行，一家是香港本土的，赚钱能力是另外一家中资在港投行的两三倍。单纯在商业模式方面，香港也很能研究出一些东西来。它的政治问题如能得到妥善解决，会是中国很好的一个平台。
香港再定位
《财经》：中国内地自贸区战略发展，对香港会产生什么影响？
陈广汉：我认为香港跟内地的关系，应该主要取决于内地市场本身的开放程度。在这一方面，此前曾有一个“半扇门”的观点：内地市场如果完全关闭的话，就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前一样，香港的中介地位不会存在；内地市场如果完全开放，对作为自由港的香港会带来巨大挑战；内地市场开一半关一半，就像中国内地加入WTO之前一样，对香港是最有利的。而现在的中国已经处于全方位开放的阶段，北上广深都可以直接跟外界沟通，香港如何再去发挥自身的中介及桥梁优势？是个必须去考虑的问题。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的是，自贸区现在更多的是经济政策，而在社会管理、法律方面的放宽有限——而且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像城市经济体一样开放——因此短期内不可能复制出香港模式。二者应该有所分工。一些最高档的服务业，是香港不可复制的优势。实际上，自贸区应该起到的是香港现代服务业进入内地的二传手、促进香港繁荣稳定的作用。自贸区的出现把香港搞垮了，肯定不是中央的政策意图，肯定要处理好“依托”和“服务”的关系。
宋恩荣：传统上，香港的重要性在于中国需要通过香港赚取外汇，但现在中国已从过往外汇短缺变成外汇过剩，基本上是“水浸”的情况，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及使用外汇储备。而香港拥有先进的金融平台及相关人才，故此可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并有所贡献。
从资金融通的角度来看，2009年－2012年间的外商在华投资中，香港所占的份额回复到六成以上。单在2011年－2012年，香港在内地的投资金额是美国在华投资的20倍以上。这其中可能涉及的部分资金是跨国资本，未必是香港的华人资本，但比例已十分惊人。
此外，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比外商对华投资增长更快，充分证明香港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门户。2003年，香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份额是四成，近年更升至六成以上，这不只是总量的增加，份额也同样增加。中国对外投资已是惊人的数字，2003年是28亿美元，2011年则增加了24倍，即700亿美元，当中投放到香港的部分竟增加了34倍。虽未必所有资金最终都留在香港，但香港确是一个资金平台。显然香港的角色仍十分重要，这正是多数人所忽略的一点。
再就间接投资方面来看，如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 RQD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增长也很迅速，香港在这方面也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随着中国放宽资金管制，香港作为资产管理中心的角色肯定愈来愈吃重。
随着中国对外经济的飞跃，香港将扮演众多新角色，这是香港的机遇所在。对香港而言，自贸区试验并非零和游戏。倘若内地金融改革取得成功，且高端服务业逐步放开，将使香港的贸易、金融领域内的商机越来越多。
《财经》：对香港来说，未来还有哪些机遇？
宋恩荣：目前香港经济主要由服务业支撑，服务业占总产值达90％以上。贸易及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专业及工商服务业、旅游业这四大产业共占香港总产值60％以上，占总就业的一半。这四大行业的发展动力则主要来源于香港是中国内地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桥梁。可以说，中国能否完成到2020年人均GDP倍增至小康水平的目标，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香港的服务业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它将对中国内地服务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进入中国的资金单向流动现已变成双向流动，即外商在中国境内投资及中国对外投资都有快速增长，而香港作为中国内地对外投资的最大平台，应抓紧此机遇。
具体而言，自贸区的资金流动一旦走上正轨，将会有大量的内地资金寻找外来资产投资，香港资产管理行业将会进入“黄金时代”。而且，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潜力也很大，全球的跨境人民币结算的70％是在香港进行的，只要香港维持本身的竞争力，其离岸人民币业务仍具有蓬勃的发展空间。除此之外，目前中国的高端服务业大部分由国有企业垄断（如银行、保险、铁路、航空、电讯等），外资准入只能逐步放宽。这一领域的开放，将为香港服务业带来庞大机遇。
除服务业贸易外，我对香港产业发展有两项建议：一是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在IPR（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交易市场的优势。内地人喜欢到港购物在于质量有保证，而较高档次的产品是需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香港可发展这方面优势；二是在非经济领域对外关系作贡献。中国是一个超级经济体，非经济领域的对外关系也十分重要。香港可在中国内地的教育、NGO组织、传媒等非经济领域的对外关系方面作出贡献。
香港要继续保持优势，必须自强不息，审视中国不断变化的需要，在中国全球战略下重新定位，才会有出路。如果上海自贸区改革成功，香港面对的竞争压力将会大增，因此要加强跟广东的深化合作。
郭万达：就此方面，三件事情对香港非常重要：首先认清香港经济发展的动力应从内地来，要主动跟这个不断成长中的市场进行融合；其次，不要害怕所谓的产业空心化，应该通过融合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推动新增长的出现；第三，政府的行为应该及时跟着调整。
陈广汉：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香港已经是一个非常高档、成熟的自贸区了，前海、南沙和横琴不管怎么发展，想要达到香港的水平，短期内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内地通过香港对外投资、融资，会非常方便。除此之外，在“一带一路”的发展方面，香港也具有人才、法律、视野等方面的优势，它可以设计大量金融产品，分担风险。而且，也有香港人士跟我说过，不管竞争者如何发展，香港最差还可以成为一个理财中心，没有遗产税，相对自由，又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做到保值增值，这是中国其他地方学不了的。
此外，香港有人才，还可以吸引内地的人才，其实可以像纽约和伦敦一样，发展一些创意创新甚至高科技产业，连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前进，香港发展了这么多年还是只有一个金融业一个房地产业，实在太单一了。
宋恩荣：香港这几年的确也发展出了一些创意产业，在文化、电游、动画等领域，增长还是有的，速度其实也不慢，但是目前能做得其实非常有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很多，除政治被卡住、决策不能很好执行，香港的土地政策也存在很大问题，使很多产业发展受限。
比如新加坡，工资成本跟香港差不多，但是它的地价却只有香港的一半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什么行业想要萌芽都是很困难的。但我相信，如果土地问题解决了，具体的产业发展政策方面，其实不会存在很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