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尔·库兰/文

在我们开始描述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特征之前，需要再做一下澄清，解释一下什么不是原教旨主义经济学。

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不是“往回看”的神学家们的创造物，他们除了一些过往的乌托邦的光辉以外，看不到也不愿去看任何东西。尽管原教旨主义的修辞性可能会传达出一种重建失落的社会德行的愿望，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驱动它的是对当代现象的关怀。

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并不反对掌控物理世界，也不去妨碍世俗的繁荣或者美化贫穷。它不是提倡抛弃一切，标榜禁欲主义、斯多葛主义、隐修主义的经济学。德尔图良（公元160年－223年）和其他基督教教父可能会谴责贪多的本能是贪婪之罪，但是基督教经济学不是要颠覆财产或者密谋反对经济增长。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也不会赞成把经济成就拉平。每一种原教旨主义经济学都有一些平等主义的色彩，但是没有一个走得太远，远到要彻底否定依据个人的努力或展露出的才干进行奖励。

最后，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不会宣扬信念本身就会把面包放在我们的餐桌上，运转我们的工厂，或是修建我们的高速公路。伊斯兰经济学确实认为信念对于此世和彼世的幸福都至关重要，但是它也不会认为每天五次礼拜是通向物质繁荣的钥匙。

一

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是在对现存经济体系中可感的不正义做出反应，也是在对由工业革命、政府的扩张以及信息化革命所导致的变革做出反应。这种感觉在富裕社会和贫穷社会都相当普遍，现代化腐蚀了个体，撕裂了社群，将人类的知识分门别类，并且偷偷换掉了前现代经济时的兄弟之情，取而代之的，要么是商业活动中的无情竞争，要么是一样残酷的争夺公共资源的竞争。新教经济学尤其倾向于把后一种形式的竞争看成是引发恐慌的首要原因。在美国，这一经济学的倡导者认为它传达出的理念和美国的共和主义理想高度一致。另外，美国的基督教经济学家常常会为出现许多新型的经济条例而感到困扰，他们认为这些条例危害了宝贵的市场自由。也有一种相反的倾向，它把市场竞争看成是一种威胁，看成是一种正在失落的德行的对立面，这种观点在缅甸的印度教经济学和佛教经济学分支中尤为明显。

一些书籍、文章和小册子汇集成了原教旨主义经济学思想的资料库，但这些资料不能全方位地捕捉到指引这一思想发展的各种因素。一个人需要知道历史的语境，才能从复杂性中理解原教旨主义作者的动机。就像迪帕克·拉尔所阐释的那样，驱使印度教经济学发展的，是保护印度传统的封闭经济，让它免于外来竞争的热切愿望。维持现状的政策的确保护了小私营企业主、专业人士和公职人员的利益，但更大范围上损害了多数消费者的权益。伊斯兰经济学不过是更广泛宗教复兴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打破西方思想对穆斯林的强势影响，进而重建至高无上的伊斯兰族群意识。许多近期的伊斯兰经济学文稿回避了这个最根本的动机，而是制造出一种印象——它只是在单纯地致力于推动正义和效率。佛教经济学的特点，就像查尔斯·克尔斯所强调的那样，是通过大量的条例来保护佛教僧侣的社会经济地位。它宣称的目标更加崇高：解放个体远离物质主义的枷锁。最后，新教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有区别的，尽管某些著作传达出一种印象，好像这两者是等同的一样。劳伦斯·艾纳孔的论文指出，基督教经济学本质上不是和政府相对立，更具体地说，不是和非基督教政府相对立。它们积极接受自由主义的理想不过是一种策略性的举动，其目的一是在于联合共建，二是在于削弱当下世俗国家的经济基础。

尽管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们对于当下经济趋势的顾虑各有不同，但他们都相信现代文明的顽疾在于道德的腐化。非宗教的政府和世俗的教育不去教化个体的自私本性，不去开拓他的雄心壮志，不去塑造他的高贵天性。因此，在每个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纲领上，通过道德提升来推动行为变革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鼓励人们在经济算计中加入社会利益的考量，展现出自己的慷慨与宽容，同时坚持认为每个个体都有杜绝浪费的义务。

二

现代经济学是在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其他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杰出思想家的著作中成长起来的，它很少强调由道德或社会驱动的个体行为。最著名的命题是：自由追逐自己经济目标的人们不但会给他们自己，也会给更广泛的社群带来有益的选择。它认为，经济活动就是由自私、贪心、贪婪，甚至炫耀激发的，它导致了实际的社会收益，尽管这种收益是意想不到或无法预测的副产品。原教旨主义经济学选择了一个极其不同的视角，它相信，现代经济思想过分夸大了源自深层欲望驱动的经济诉求带来的社会回报，也严重低估了相应的社会损失。它宣称，集体的善需要个体让出自身的利益，使其服从更广阔的社群利益。

这一看法基于如下假设：个体可以轻易地辨识出总体上最佳的行动方案，这个假设虽然隐蔽，但是至关重要。当你的手指放在核弹的引爆装置上，没有人会否认这种情况下存在着选择——你会毫不费力地作出判断，阻止按下这个按钮符合这个社会的利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面临着许多选择，这时总体上最佳的选择就很难是自明的了。假设你在考虑是否在大城市里建造一个新的合成肥料工厂，如果建了这个工厂，你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而且很可能会因此富裕起来；但是工厂排出的烟雾可能会造成一些伤亡，现有的化肥厂也会面临被迫裁员。在这里，总体上最佳的行动方案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尽管你是好意且利他的，你的判断依旧可能会和那些同样善意且无私的人相冲突。

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否认后一种经济选择的存在，至少是贬低这种复杂的经济选择的重要性。它强调在日常的经济事务中，人们可以轻松地辨别出什么是社会意义上的最优选择，他们拥有高贵的意图以及正确的思维框架。更重要的是，他们坚持认为，这些最根本的特质只能通过严格地遵循神圣的启示，以及对宗教的权威解读才能获得。经济正当性的源泉就是神圣意志，它体现在启示中，以及那些通过信念和奉献获得它的神人员身上。

这种观点里隐含了一个论点，即这个独特的“正当选择”的观念与许多同样正当的选择是相对立的。正当、正义和善都是绝对的观念，它们和那些有见地的、理智的、善良的人们可能会否定的相对观念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现代经济学为了补偿个体的信息匮乏，试图去解除个体的义务，不需要他们预测自身行为带来的社会后果的话，那么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则是把宗教文本或传统当作了合宜的行为指南。

三

在每一种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中，人们都会发现各种模糊这两者差别的命题和特定表述。引人注目的是基督教经济学对世俗作品的重视，它对市场在相互竞争的个体需求间的调节地位尤其关注，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作品中。这不能说明基督教经济学承认基督教的教诲在指导经济行为时存有缺陷。它只是不能完全接受某种不一致性——一方面要求《圣经》为复杂的经济问题提供解决方法，另一方面又欣然接受市场才是发现解决办法的机制。在每一种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中都存在着这类无法解决的张力，我接下来还会讲到这一点。

简化是所有思想的共性，无论是宗教思想还是世俗思想。每个知识分子如今都喜欢援引那些支持他们的答案、解决方法及阐释的思想家。一个研究如何提升政府效率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会在他的理论中使用一系列简化的假设，通过将这些假设和观察与逻辑推理联系在一起得出结论：人们必须限制政府操纵预算赤字的能力。如果这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刚好和一个基督教经济学家开出的方子相一致，那么如何区分这两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呢？每一种思考都以大量的简化作为思想的开端，并且提出不同的行动方案。假设这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忠诚地捍卫本思想学派的核心科学原则，那么他给出的建议会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可能存在的修正。比如说，他有责任因为全新的发现抛弃自己的假设，否定分析步骤，甚至推倒结论。然而，一个对其学说的精髓无比忠诚的基督教经济学家会认为他的结论不可改变，因为无论何时这些结论都出自《圣经》，出自上帝对于正确的经济秩序永不迷途的指引。

就在这一点上，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和世俗的经济学有所差异，差异在于它们是否会对与自身立场不符的信息做出反应。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或许会承认，有时从预算赤字中所获得的好处要多于付出的代价。而他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同侪的分析则没有那么灵活，如果他认为《圣经》谈及了这个议题，那么《圣经》设置的界限会让他倾向于不去改变自己的想法，尽管一些反面的经验证据构成了挑战。

然而在实践中，这两种经济学学派之间的区别再一次被模糊。基督教经济学只是在理论层面不可改变。经济学作为一个实践的学科，一些会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断发展的新情况同样也在影响着基督教经济学。所以说，二者最关键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思想系统是动态的，而另一个是静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能够光明正大承认的某些改变在基督教经济学中只能被偷偷地认可，以免它与《圣经》永恒的正确性相违背。总之，如果基督教经济学体现的是绝对真理，那么它不可能在时间的长河中受到侵蚀或发生改变。无疑，即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很难完美地对经验证据做出反应。许多实践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其他世俗学科的学者们一样，他们在抛弃自己的假设、方法和理念时也极其艰难，还要面临事业和名誉上的风险。新的世俗范式最终获得胜利，与其说是转变了旧范式的守卫者，还不如说是活得更长久罢了。

综上所述，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者之所以是“原教旨主义者”，归根结底在于他们信奉着一些不变的基本观念，那就是正义的经济必须依赖于宗教，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声称在经济事务中给予宗教一个位置。一个人可能会相信宗教价值观念推动了工作团队中的协同合作，或是宗教传统中蕴含着有价值的经济训诫，甚至良方或禁忌——即便这样，也可不必是原教旨主义者。

如果一个人声称，与宗教相关的教诲和训谕都是恒定不变的，永远不会遭到异议或是需要适应时代，并且对信仰者和非信仰者一视同仁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已经步入到原教旨主义的王国中了。所以说，从7世纪阿拉伯的早期穆斯林经济经验中获取灵感算不上原教旨主义的表现，除非认为现有的记载已经超越了历史知识的界限，并且为经济实践提供了一种超越时间的规范性基础，如果是这样，对早期伊斯兰的兴趣才可以被当作原教旨主义的。

再举一例，在1986年美国天主教一封关于美国经济的致教区信徒书中，他们认为基督徒要比非基督徒秉持更高的标准。同样地，在精神性和经济事务中，他们认为修持天主教的信众要比普通大众持更高的标准，包括非修持的天主教徒。这些经济学教诲明显是基督教教诲，但是它们并不属于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会认为它的经济学忠告对每一个人是平等适用的。

就像在对“市场竞争是有益处的”和“竞争的本能需要加以约束”这些观点上出现意见分歧一样，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在需要道德和行为上加以变革的社会族群的认同问题上也出现了分化。在谴责市场竞争的这些经济学学说中，贸易商、中间商还有投机者成为社会中首要的反面人物。在那些推崇竞争的学说眼中，反派是官僚、社会工程师和立法者。

不过，我们在进行这种分类时必须时刻谨慎，因为没有哪种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算得上一个逻辑严密、充分自洽的思想系统。就像所有的社会思想一样，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区隔出了它感知为实在的东西，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任何作者或读者的头脑能够把事关人类生存的各种变量、各种关系放在一个自洽模型中去。就像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分析领域中会使用微观经济学而不是宏观经济学的模型，使用劳动经济学而不是产业经济学的模型一样，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在处理论题时也会运用完全不同的事实和原则。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经济学如何同时将市场和宗教戒律作为指导原则，去推动对于社会有益的经济行为，但是它没有辨别出这两者之间可能的冲突，更不用说去规定如何化解这些冲突。

与此相类似，伊斯兰经济学的一些文章在市场机制的德行上花了大量的篇幅，认为价格变动对于供求平衡至关重要。但是在这些文章的另一部分，作者又以命令的口吻禁止商人从可预期的短缺中通过不正当的提价来渔利。这两个部分明显存在着不协调之处，因为后者提倡的“公平价格”原则实际上损害了前面加以赞许的供求平衡。这种不协调会让任何公允地把伊斯兰经济学放在支持或是反对市场的阵营中的努力变成无谓的尝试。伊斯兰经济学在市场过程中展现出两种相反的面相，尽管在特定的篇章中，其中一种面相比另一种更突出一些。还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不同文本对于不道德经济活动的列举也各有差异。我们之后还会讲到这种差异。

如果说，竞争是将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和个人道德联系起来的重要主题之一，那么另一个主题则是稀缺。典型的现代经济学原理教科书会把人的需求看作没有边界的。通过承认物理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它断言，潜在的需求不可避免地会超过可能的供给。它进而宣称，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就是在资源的限制之下让社会满意度指数最大化。许多原教旨主义经济学会拒斥这种非道德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赞成关注个体道德的研究方法。标准教科书把人类需求的无边界性当作人生的一个事实，而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部分是由于现代文明没能成功地控制住个体的贪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努力去供应更多的消费品，同时还要努力去控制对它们的需求。后一目标的达成需要对个体进行循循善诱，让他们培养一种节制的观念。

原教旨主义者对调和个体需求的强调，可能会被归结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纲领，因为在已知的社会中，没有哪个曾成功地抑制住其成员的消费欲望和贪婪之心，以此消除永不餍足的问题。每个社会都会把奉行节俭生活方式的个体作为模范。南亚苦行僧、基督教僧侣都可以为此提供丰富的案例。不过，任何地方都不会把自我否定当作社会法则。

作者著有《伊斯兰教与钱财》，本文节选自《历史学人01：“强盗”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