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之评

李华芳/文

贵州毕节4名儿童自杀的惨剧，一下子把城市化进程中不堪的一面暴露出来。很多人说这不过是一个个案，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过同样是在毕节，2012年有5名留守儿童冻死在垃圾箱。事后当地政府承诺财政拨款6000万元，转向用于当地儿童的教育和生活。前面有教训，政府有拨款，也有专门针对儿童的项目，还酿成如此惨剧，问责当地政府当然是必须的。不过也有不少矛头转向孩子父母的疏失，父亲外出打工，父母情变之后母亲出走，儿童实际上无人照料。

在当下的中国，上亿农民工自己入城打工，而后寄钱回家给留守的妇女、老人和儿童，是一个普遍模式。一般而言，城市化进程中家人分隔两地是正常的现象。随着进城一方在城里扎根落脚，其他的家庭成员随之迁移，大规模“留守妇女儿童”不会持续存在。

那么何以在中国却出现了不同的景象呢？一方面是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另一方面是持续存在规模巨大的留守人群。城市化为何没有吸纳这些留守人群？在问这个问题之前，还要问的是城市化为何甚至都没有吸纳进城务工者？

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城乡发展不公平的时候，往往会注意到历史上的工农产品剪刀差问题，农业补贴工业产品。但在新的城市化背景下，也存在一个人力资本的剪刀差问题。城市吸引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生息劳作交税，但只享受很少的城市福利甚至无法享受城市福利。这是用外来务工者的血汗补贴城市居民，是新时代的人力资本剪刀差。

不吸纳进城务工人员，不吸纳留守人群，存在人力资本城乡剪刀差，究其本质原因是因为当下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劳动力全国统一市场成了一个虚头巴脑的东西。已经进城的或原来的城里人不愿进一步放开城门容纳外来人，是典型的既得利益者的行为。

因此，要实现决策者所谓的“新型城市化”或“人的城市化”，必然要改变当前的利益格局。在无法依靠城里既得利益者自觉的情况下，市场结构不存在，因此也无法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来达成“人的城市化”。此时，从更高层面来调整利益格局就显得十分必要。

要避免农村继续出现各种惨烈的留守人群的悲剧，例如儿童意外死亡、被性侵等，就要破除目前的户籍制度对城市化的限制。公共政策的取向不应是把人留在农村，而是要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例如卫生设置和教育服务等。财政拨款也要朝这个路子走。同时由于城市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改善，也会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

让家庭整体自由迁移，这是中国人的基本权利。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如果要靠牺牲儿童来实现，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丧失了未来。这是老调重弹，但又不得不弹。

作者为本刊特约学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