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斌/文

印度在最近两年是全球投资者中的新宠。从中长期而言，欧美的投资者看好印度充裕的年轻劳动力及其民主体制可以使印度维持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率。从短期而言，印度最近的经济表现也令人刮目相看。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印度在2015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5％，取代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同时，两年前一些相对脆弱的经济指标也得到明显的改善，如经常项目逆差大幅收窄（其占GDP比重由2013年度的4.8％下滑至2014年度的1.7％）、外汇储备上升、高通胀问题得以抑制、中期财政整顿也正在推进。

明星领导人的出现提升了市场对印度的热情。被视为“印度邓小平”的莫迪于去年5月顺利当选印度总理，无论内外都对下一步的改革充满期待。而另一位明星级人物，前IMF首席经济学家拉詹于2013年9月出任印度央行行长。正值印度面临高通胀压力，拉詹强势推动印度央行采纳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承诺在2015年1月将通胀率降至8％（实际值为5.2％），并在2016年1月进一步降至6％。对通胀的成功控制，使拉詹成为印度仅次于莫迪的超级明星。

毫无疑问，如果印度能够复制类似于中国的长期高速增长，这将是全球经济的下一个主要事件。那么，印度肯定能成功吗？

比较印度和中国在过去35年的发展轨迹，印度在城镇化方面被中国全面抛下。1980年，中印两国城镇化率分别为19％和23％，印度略超中国。到2013年，这一比率分别上升为53％、32％，中国遥遥领先。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是中国制造业在国内和全球的扩张。

印度的经济改革，其核心是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在具体举措上，很多地方依稀可以看见中国经验的影子。比如，莫迪正在大力推行的“印度制造”计划将重点推动汽车、纺织、信息技术、医药、化工等25个产业的发展，其目标是促进投资、创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

而要成为制造业大国，印度目前有两个明显的软肋。

第一个软肋是劳动力市场问题。虽然印度有极其充裕的年轻劳动力，但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动机并不那么强烈。这是由于印度城乡收入差距较低。在印度的体制下，为争取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政府一直对农村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补贴。而这带来的不利后果是劳动力流动并不充分。此外，印度劳动力市场整体比较僵化，一旦工厂雇工人数超过一定规模（数十人），对雇主的成本会明显上升。这使得印度的工厂（如纺织业）往往停留在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阶段，不易形成规模经济。目前印度正在以邦为单位试点改革劳动力市场机制。

第二个软肋是印度的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相应的，目前莫迪政府正在力推土地改革法案。印度改革派认为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制约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瓶颈问题，主要在于土地征收方面过于苛刻的规定，如需80％以上土地所有者同意，并进行各种严格的社会效应评估。这造成很多项目在实际中半途而废。 而在新的土地法中，对于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社会项目，建议彻底取消以上规定。从目前各方反应来看，这个激进的方案被通过的可能性并不很大，土地改革最终如何还存在很大的变数。

但是，似乎普遍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问题。印度本身的储蓄不足，投资水平较低；政府财政近年来一直赤字，在中期面临减赤压力；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很大程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等外部资金来源。这是否可以成为长期可持续的融资模式，应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

从中国的经验看，中国基础设施的快速改善得益于以下特殊情况。首先，城市地区土地一律国有，商品房市场于1998年才开始正式发展。这使得中国在改革初期享有非常低的土地使用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土地融资模式，使地方政府可以从土地用途转变中带来的巨大收益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模式是印度难以复制的。

当然，印度的改革并非对中国的模仿。印度服务业在目前经济中占比为51％，在软件、电脑运用等领域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服务业依然是政府支持的重点。而有望今年通过、明年实施的商品和服务税 （GST）改革，将结束目前各邦五花八门的税种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税收结构。这有助于消除各邦之间的贸易壁垒，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因此，印度的崛起固然可以参考中国的经验，但更可能需要探索一条新的“印度模式”。

作者为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